而这次回国，多家媒体的猛烈围攻让有过失眠症与抑郁症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对于严歌苓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过于喧腾的地方。“信息轰炸，高密度的人来人往。我没法写作，就连坚持独立思考简直都有点办不到。”

    “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旧金山模模糊糊的雾气与阳光中，严歌苓开始动手写《寄居者》，她再次用独特的自述式、视觉化的叙事风格，在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表达自己对身份认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觉。

    这是一个发生在抗战期间的故事，女主人公爱上一名逃离集中营来到上海的犹太男子彼得，为让他能去美国，她临时找了一个爱上自己的美国青年，只为了能够偷取他的护照让彼得脱险。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与热恋、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

    在书中，她这样写：“她（英国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烦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美国下层英语有个贵贱、文野之分。”

    刚到美国的严歌苓，也和那个身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样，拼命地想要融入西方社会。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听错别人的话，自己也生怕说错，只好尽量不开口。

    但是她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偏见。一帮美国朋友经常把中国人的英文口音错误编成笑话，用唐人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进行打趣。

    严歌苓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自己试图融入西方的过程：“徒劳”和“痛苦”。

    直到现在，严歌苓依然困在孤独和寄居的感觉中无法自拔。由于丈夫工作的关系，她每三年就得换一个地方居住。她经常因为跟别人没有共鸣而感到失望，也越来越难交朋友。

    她写作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发现自己、审视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里，她都用一个20岁出头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探寻。

    “每个人都会非常怀旧，我最喜欢的还是我20岁左右的时候，”严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时，虽然已经是成都军区的军官，但她非常“淘”和“皮”，有时候，在清冷的半夜，严歌苓会跟自己创作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别人的莴笋，然后再给人家放几毛钱。

    “那种友情现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说。

    在故事语调与自己非常契合时，比如说写自传性很强的《穗子物语》时，严歌苓也会把自己放回20岁，重温自己的少年时期和早恋。而在《寄居者》动笔前，她设想了好多种语调。这次，她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忆起一件往事，会怎样表达。
 

    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实严歌苓天生是个很爱说笑的人。但她传奇般的半生经历使她变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态，也从儿时起至今，如影随形。

    小时候，父母把严歌苓从上海带到安徽，从安徽又带回上海。在上海，她讲普通话，跟周围的孩子总是有隔阂，“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

    她坦言，成为一个作家，有一丝无奈。

    “如果我不是这么一个人，而是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医生？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理科的东西。”她对笔者说。

    小说对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痴迷于写作。与严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国内女作家成名之后，纷纷担任一些社会职务或大学教师，而她俨然是一个专职的“写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之前，王安忆在复旦教授小说创作，严歌苓也去了，可她觉得“挺受罪的”。她说：“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我的长处就是写作。”

    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当这个环境与她心里强烈的表达欲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便使她充满了一种倾诉的爆发力。

    从1986年至今，严歌苓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惊人地保持着年均一部小说的产量。“严歌苓现在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 文学批评家、《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评价说。

    除开调查采访和找资料的时间，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写作中。如果一个作品开始写了，那么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将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一般每天会写六七千字。每本书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月。

    她想说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比如，很久以前，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们国家发生过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件，而同样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的人身上，应该会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命运都写下来。

    她还横向尝试了移民题材。《扶桑》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后来的《风筝歌》、《乖乖贝比(A)》等作品写的是第二代。“本来想往下写，看他们命运的变迁，一直写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现在只写了这么一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