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十年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当年是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如今重返旧都，再整河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是变化万千！毛泽东对北京信心十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 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于是，毛泽东带着他的班子“进京赶考”了。他说：决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他的愿望实现了。

　　北京，中国历史的落脚点和归宿。

　　北京，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一墙之外，逼近大虏”，它背靠南部广阔的汉文化区域，北视北狄，西拒西戎，东抗东夷。

　　北京，是华夏文明的出击站，从这里，中华文明走向全国；北京，又是华夏文明的凝聚场，全国各地的精英文化汇聚于此，在此碰撞、融汇。

　　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毛泽东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主席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主席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主席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毛主席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毛泽东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毛泽东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

　　毛主席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

　　毛泽东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本文节摘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