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党的理论创新指导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在文化建设上，同样要强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文化的多样性、渐进性、普泛性和长期性，尊重与正确运用文化消长的自身规律

　　●我们的文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只有在满足个人与群体的需要上是有效的，才能成为软实力。对这种有效性的评估，应该是我们进行文化选择取舍和制定文化政策的首要标准。不强调、不标榜的软实力才更有力量，真有力量。而挂在嘴上的软实力，很可能软，却未必有实力

　　●文化精英们应该正确对待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帮助引导群众的文化消费活动，指点低俗，提高低俗，超越低俗，而不仅是进行情绪化的声讨。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是歌舞升平的社会。歌舞升平，应该是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一个标志。这并不是掩盖社会矛盾和冷漠弱势群体，也不是放弃知识分子的忧患与批判意识、精品意识。这是两个问题，不可以混为一谈

　　胡锦涛同志在八次文代会七次作代会上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这确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要努力做好这“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的文章。

　　一、我们的文化事业是党所领导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中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党的理论创新指导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在文化建设上，同样要强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现象、文化成果、文化传统，则有着宽泛多样的内容，是在历史的长河与世界的视野中自然而然地选择、形成、改变、发展和积累的。我们必须面对文化的多样性、渐进性、普泛性和长期性，尊重与正确运用文化消长的自身规律。

　　例如中国的儒家文化、民间文化，以及几千年继承下来的生活与思维方式，还有近代以来大量涌入的西洋思潮与科学技术，它们的某些观念或与我们的意识形态不无抵牾，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可以得到保护、整理、选择、运作、规范与趋利避害的发挥弘扬，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资源与文化精神财富。

　　二、我们的文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作为生活方式、理念、智慧与经验的文化，它的首要意义在于提高生活质量，给人们带来幸福、进步、有序与发展的空间，给民族与国家带来凝聚力与魅力、个性与形象、自豪与满意感。只有在满足个人与群体的需要上是有效的，才能成为软实力。对这种有效性的评估，应该是我们进行文化选择取舍和制定文化政策的首要标准。不强调、不标榜的软实力才更有力量，真有力量。而挂在嘴上的软实力，很可能软，却未必有实力。

　　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世界的提出，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与新辉煌的重要理念。和谐文化，尊重孔夫子的“和而不同”的传统，实现民族自尊自信；同时广泛开拓我们的文化资源与文化理念，善于学习，从善如流。它是拿来主义的而不是保守狭隘的，是善于选择和消化的而不是全盘照搬的，是共赢互补的而不是零和模式的。面对古今、中外、城乡、东西、南北……多地域多民族多学派的文化潮流，和谐文化的前提是文化和谐，避免文化上的门户之见，调节可能的文化冲突，开展郑重的良性的文化批评，发挥指导思想的导向作用。

　　和谐世界的提出，还使我们在价值观念互相激荡、互相争夺中处于主动。我们不仅是自身文化价值的申辩者，而且是具有新意的普世理想——和谐——的开拓者、提倡者。和谐文化的提出，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文化创新与文化整合。我们追求的不是全盘西化，不是复古。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文化精神：兼收并蓄，丰富壮大，自主创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四、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对于道德、修身（思想修养）的重视。在致力于将中国建设成新的礼义（不是礼仪）之邦的时候，我们要开掘修身齐家的传统精神资源，还要正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公德方面讲究得不够、积累得不深的弱点，对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习与研讨要加大力度。

　　五、中华文化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的古老文化。对于我们来说，文化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概念。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文化的骄傲与根基。加强文化史的开拓、保护，对于我们的文化事业事关重大。

　　在重大的转折与急剧的发展之中，文化史或文化沿革的某些局部仍然存在着被歪曲、被轻慢、被抹杀的危险。例如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中，我们同样需要认真研究与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批判的传统。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是古老文化历久弥新的保证。

　　对于解放后在文化事业上有过的曲折，同样要正视、要总结，要理直气壮地视为我们的宝贵经验资源，而不能使之空白化。我们不能把对于曲折经验的回忆、叙述、总结、感叹、书写的话语权避让出去。显然，没有正视历史与经验总结，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

　　六、对于民族民间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积累，要在不同层次上保护。有的继承充实发展，例如民族节日，民间文化活动形式。有的要抢救保护，防止失传，例如某些婚丧祭拜习俗。有的要多轨并用，例如地方方言与普通话。

　　对于西洋节日、街舞之类，一般不采取行政手段禁止或提倡，文化的生态规律告诉我们，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一般欢迎异质形式的掺和、丰富、挑战和引进，并有能力化异为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七、对于中华特有的艺术品类，如汉字书法、戏曲、国画、武术、曲艺、民族器乐、民族体育、中医药、木板水印与线装书、某些手工艺，给以适当的政策倾斜扶植。但是防止急躁与虚夸（例如以商业方式到某外国剧院演出然后大吹大擂）。对某些含有明显糟粕的文化现象，如风水、占卜、巫术也聊备一格，保留下作民俗学的资料与风景，同时防止它们的恶性膨胀。还有些有一定争议的文化遗产，例如气功、经络学说、表演艺术中的男女角色对调现象，同样予以保护和研究，重在保护。

　　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比较缺乏的部分，例如科学实验与实证、数学演证的论证方式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法律与契约体系、效率与企业管理、权力制约与转移、音乐方面的多声部与和声……要积极引进，予以中国化的改造，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丰富。

　　对于敌对型与公害型文化，则采取遏制打击管理防范的必要措施。

　　八、与此同时，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文化消费需求，积极发展健康的、有益身心的娱乐、消闲、旅游、健身、收藏、交谊、展演活动和有关文化产业、文化市场。逐步增加这些活动的文化含量。用文明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取代赌博、色情、吸毒、迷信等非法丑恶现象。文化精英们应该正确对待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帮助引导群众的文化消费活动，指点低俗，提高低俗，超越低俗，而不仅是进行情绪化的声讨。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是歌舞升平的社会。歌舞升平，应该是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一个标志。这并不是掩盖社会矛盾和冷漠弱势群体，也不是放弃知识分子的忧患与批判意识、精品意识。这是两个问题，不可以混为一谈。

　　（作者为作家、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