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8日，我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热土家乡－－陕西省铜川市，参加铜川矿务局第一中学（原桃园矿中学、铜川矿务局中学）1979年高中同学30年“知育恩、同学情”联谊会。由于现已家居他地，多年未踏故土了，因而少小离家老大回，灰发泪眼唤亲人。许多30年前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再见过面的同学，又重聚到了那熟悉的校园中。一张张已不再稚嫩的脸庞，寻找着岁月的沧桑和不倦的怀念，在校园里有了灵动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间穿梭、相认和问候。更让人激动不已的，是一些已离开故校以及尚在学校的老师们也纷纷赶来，虽已白发苍苍但却依然精神矍铄、风度如前，和挚爱着他们的学生们话旧论今，令人仿佛重返当年。
　　我是通过1979年的高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读书学习的，也是铜川矿务局第一中学建校后第一位走进京城的大学生。今天各地的重点中学毕业生进入北京读书已成家常便饭，但在当年只有不到5％高考录取率的时代，能够走进北京读书的本身，就在学校里造成了强烈的轰动效应，时至今日的同学聚会，也仍然能感受到同学们不亚于当年的热情和话题。而推动我走进京城，老师们的恩情我永远不忘。
　　肖荣华老师及爱人李老师现已退休并定居南方。肖老师是我高一一个学期的班主任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在课堂上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演讲式授课，至今还使他的学生们津津乐道。在面临高二文理科分班的时候，何去何从，成了很多同学心头一个犹豫不定的选择。我也曾面临这样的抉择和彷徨。从个人爱好和实力上讲，我中意文科，但当时文科生往往被看作是学习不好的代名词，我又在年级里有一定知名度，不好意思自己提出到文科班去。肖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果断地替我做出了抉择。事实证明，这一抉择对我是一个正向激励的重大抉择。它不但使我在以后的学习上更上一层楼，也使我得以以当年的高分走进京城。
　　秦淑娥老师是一个有着慈母般面容和心肠的数学老师，她的教学以细腻、条理见长，引导着我们文科班学生不太擅长的数学学习。尽管我的数学在年级的同学中也还算优秀，但在紧张的时间分配中，文科班在数学上投入的时间是不如其他考试科目的，基本上处于应付的状态。高考以后，我的各科成绩都已及格，惟有数学考了40多分。秦老师当年参加高考阅卷，她复审了我的数学试卷，结果发现我的一道题答案是正确的，但解题过程和标准答案不一样，结果没有给分。经秦老师提出异议，阅卷组认为我的解题思路也是成立的，补加了宝贵的10多分，从而使得我所有的高考科目成绩都达到了及格线水平。当然在数学考试中也留下了遗憾，有一道几何题的画图工作已完成，但在演算纸上的论证只完成了一半，没有写到试卷上去，从而也就没有成绩，这有愧于秦老师在我们数学教学上所付出的心血和对我的期望了。
　　汪修建老师带我们文科毕业班，教我们地理，也是陕西省著名的中学地理教学专家，编写的中学地理复习图集今天仍有着广泛的影响。我当年由于家庭贫寒，长期营养不良、体弱多病，长得又瘦又小又黑，但在班级又担任团支部书记，难免有时在工作上、学习上投入的精力不够。在这方面汪老师从来不对我提出高要求，有些班级的行政工作他就直接帮我做或请其他同学协助我做。高考录取通知来了后，他第一时间通知了我，并组织当时也很清贫的老师们为我上大学进行捐款。少不更事的我一番推脱后收下了老师们的心意，但却没有想起去向各位老师们当面表达谢意。今天想来真是惭愧之极，在此借这篇小文，向各位直接和间接帮助过我的各位老师们叩谢了！也向各位直接和间接帮助过我的各位同学们叩谢了！
　　以上各位老师都在我人生的关键点上推动了我一把。在当年还叫做桃园矿中学的群星灿烂的教师队伍中，许许多多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教学风格都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如张其昌、焦凯民、杨思源老师等等，恕我无力把影响我人生轨迹的各位中学老师都排出来了。由于这些老师们的推动和鼓励，我得以完成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业，并在以后的教研活动中取得了一些成绩。1992年，我和一些专家们合作主编了我国第一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读本》教材，累计发行20多万册。1996年，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专著。2008年，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边际可持续劳动价值论》专著，用现代边际分析工具重新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在马克思理论分析的基础，引入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形成了新的经济价值论体系。这些成绩尽管很微不足道，但我相信，没有各位老师们给我的帮助和推动，包括我在内的学生们，是连这些成绩也不可能取得的。人们常说，老师就是人梯。学生们所取得的任何些微进步，不正是因为过去踏在老师们所组成的坚实梯子上，才能够取得的吗？
　　永念师恩！

2009年8月10日于北京

（注：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