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泉教授一直致力于在易学、国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建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和中国管理哲学，并认为中国的国际化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中国企业要实现国际化，中国企业文化首先要经得起国际竞争，中国创造如果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乾泉教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涉及企业战略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再造、资本运营、创业管理、组织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设计、运行模式重塑等。多年在不断研修易、老、国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体系，深入研究中外成功企业管理案例，主张屏弃传统思维的局限性，积极倡导秉承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利用易学的全息思维，模拟组织主体生存、成、创新、发展和组织遗传的原生生态环境，创立了《组织生命全息理论》、《自然管理法则》、《组织基因DNA结构模型》、《组织基因法则》、《全息能力理论》、《全息战略管理》、《和谐企业文化》和《中国企业超速成长模式》等理论体系。
　　听说本刊将国学作为本期封面故事的主题，乾泉教授非常高兴，并欣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
　　中国商界：国学与人文和精神文明建设有何关联？
　　乾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界最大的缺失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就是穷的只剩下钱，就是我们精神的贫乏。当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齐步走，但我们不把邓小平所倡导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仅仅理解为财富或经济的增长，这几年有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倡导不够坚决，财富方面增长很快的人当了政协委员，进到国家决策的队伍里来了，但我们精神文明的呼吁却少了，这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部分政府机构管理者对社会价值的判别与老百姓的认知有很大差别，这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今天早晨我听见我们的员工又在说，湖南的出　租车司机一千多人又开始罢工了，警察又抓了几个人。出租车司机为什么闹事？他对出租车公司的利润分配有意见，对政府的纵容也有意见，非要逼着大家罢工，出现流血事件才肯重视，说明我们缺少反思。
　　我们刚才讲的出租车公司游戏规则由他设计，他是垄断经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出租车司机是弱势群体，但是他们要维权。在这方面我认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处理得很坚决，对话、理解，直接就给出租车司机吃定心丸。按道理这种事件政府是不该让它发生的，但是发生了政府就该有勇气来平衡这种利益的博弈。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忽略经营者的利益也不行，这是个度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代言人，很少有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些年群众事件发生的背后就是我们人文精神的缺失，所以在很多场合我都在呼吁重建我们的价值理念。
　　中国商界：如何继承国学中的优秀传统？
　　乾泉：我们的传统国学中的优良元素有很多，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曾是我们自觉的理念，但现在成了一种口号。很多企业家也在做慈善，但他不是为了慈善而做慈善，而是为了做广告，所以一团虚伪，也得不到广大公众的信任和赞许。企业家也在不断地透支自己的信用，所以我们国家的亚文化中底层有仇富心理，为什么？因为我们企业家没有成为道德的楷模。造成了贫富两个阶级看待问题的价值观和标准差距很大，这些我认为都值得反思，而讲道德讲伦理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管是政治家、学者、管理层还是打工者都该有这样的责任感，应该树立一个社会普世化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不能只是抽象地写在文件上，应该有一种社会的认知度。
　　我们对西方的文化也应该有选择性地吸收，拿来也不是全盘的拿来，要拿精华，而不是拿鸡肋。早上我看到一则新闻，广东有一个南方最大的电子垃圾村，大量的进口电子垃圾，导致这里的生态恶化，当地居民身体

健康受到危害。而这些问题又有多少人关心呢？很少！在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既得利益取舍方面往往选择后者，现在我们的价值判断标准比较混乱，无论是企业家、工人、政府都是这样，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很淡，人们都是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所以我认为物质财富有时是有毒的。
　　在物质财富面前我们企业家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但也需要反思。知识分子的表现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没有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给予人们需要的价值创新和理念创新，有的还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现在的创业环境也不是十分完善，我从国家的统计部门了解到我们的个体工商户近几年是逐渐减少的。为什么？因为创业成本逐年增加，他们不愿意经商。
　　我们的社会要发展进步，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的进步，还要在哲学上、在理念上、在文化认知上、在制度体系的保证上，有个前瞻性的规划，然而政府往往在这个层面上是滞后的，必须有一部分人先觉醒，我们必须去呼吁，我们的知识层和先进企业家应该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商界：如何看待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现状？
　　乾泉：现在企业文化的理念我叫“不三不四”，“一二”是初级阶段，“三四”是中级阶段，“五六”是高级阶段，“不三不四”就是不高不低很尴尬的一个阶段，所以目前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价值理念我认为就处在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阶段。我们现在企业的价值理念都来自西方国家的趋利影响，追求利润没有错，但是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追求就有问题了。比如中国的某些医院，可能病人都快死了，但还是给病人开贵药让病人多花钱，没有病的人希望他得病，小病的人希望他得大病，得了大病的人希望他住的时间长甚至死掉，这是有悖于人伦的。
　　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是义利统一的，所以会有近代和现代的徽商和晋商，他们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发扬的，不能迷失在西方的管理理念中不能自拔。像美国令人气愤的华尔街事件，用救市的钱给高管发了工资奖金，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社会，人文环境都接受不了。最近我国政府也出台了对金融高管的工资奖金进行限制，但是力度远远不够，而且我们不是领先而是效仿，在制度方面我们没有做到原始的创新，那么我们产品又怎样做到原始的自主创新呢？如果没有反思能力的话中国的企业就没有希望。
　　中国商界：企业如何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
　　乾泉：现在一些企业家出问题往往是政治文明上出问题，有的是跟一些政治集团结成团伙出问题，而企业家也成了政治集团的牺牲品。有些企业家也很无奈，如果不与政治集团绑在一起他就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那么竞争就不公平。但是不能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出卖自己的人格，也不能出卖消费者的利益，更不能拿自身的经济安全来做这些交易。
我们的企业家和对企业的评价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就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就叫中国企业人文发展支柱评价体系，我们现在的税务部门有税务排行榜，那么这个排行榜能不能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呢？有的上市公司为了圈钱不惜贷款来缴税，短期来看他的税收增加了，但破坏了投资者的利益，操纵了资本市场，违背了市场利益，而且给商业银行、金融体系带来了危险。所以从这一点上就能反映出税务排行显然不能公正地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 
　　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的品牌也面临一个生死抉择的境地，在国际上形象受到损坏，普通消费者又如何相信品牌？而且虚假广告依然有泛滥之势，像电视上的那个钛的首饰能有治疗作用吗？它是利用普通老百姓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匮乏来忽悠消费者，所以品牌的公信指数在下降，单独用品牌来衡量一个企业显然也是靠不住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制造出一个新的名词叫有毒资产，所以用一个企业的资产增加值来衡量一个企业的公信，短期可以当作一个企业的财富的增加，但是长期它可能是有毒的。
　　如果企业资产的增加是以牺牲资本结构的优化为代价的，显然用这样一个财富增加值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不可靠的。
　　用一个企业的慈善公益做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不可靠的。有的企业家也是为了一个利益需要，表面上做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比如这次被抓的开发银行的王毅不也在做公益吗？很多的问题企业家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那叫公益吗？那叫作秀，因为他的动机是为了广告宣传，是一种策划、一种公关，朴素地讲是一种阴谋，动机是不纯的。所以单纯的看一个企业家的捐款多少是无法正确衡量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的。他把政府潜规则了，把消费者潜规则了，但是这种行为谁来评价谁来规范呢？作为接受捐赠的机构往往都在纵容企业家利益心的膨胀和不良的公益行为。打着公益慈善的招牌达到企业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的行为值得倡导吗？
中国商界：企业应对社会文明进步做什么贡献？
　　乾泉：回过头来说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工具、管理方法、管理模型，我们现在的商学院几乎全盘西化，中国的这种义利统一的思想是被边缘化的并且没有被写进《公司法》。所以这导致了企业责任成为一个焦点问题，这恰恰证明企业是逃避社会责任的。尽社会责任是要增加成本的，而这与企业股东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有很多问题我觉得我们都没有斧正，没有进入到法律程序。尽管也有消费者协会这样的机构为消费者维权，但是法律的力度是软弱的，而企业的理念企业的文化没有进入到法律程序中来是有缺失的。
　　因此企业的发展不但要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应该为社会的精神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作出贡献。因为和谐社会的文化和科学发展观不是政治家的问题，政治家是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处理好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而我们现在有些地方官为上不为下，只要社会矛盾不激化他就和稀泥，这是一种责任的逃避。某些企业家也是这样，只要我不违法我就成功，但是他不会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他还能成为某些地方官的座上客，这是现今社会的一个怪圈。那么媒体和我们的理论家应该有反思的能力，如果我们丧失这种反思的能力，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榜样。
　　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经营和谐企业文化，而企业管理哲学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中国企业不能满足于输出“廉价的”商品，中国人、中国企业家应该有信心在输出优质产品的同时，输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与和谐价值观等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化。他倡导，以《易经》国学等中国管理思想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整合和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局限，系统反思人类文明的管理方式，探索企业和人类的终极价值，建立起全新的中国管理哲学理论体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管理理论平台，为企业组织的成长、变革、创新和发展提供普适化的、简易的、科学实用的管理模型，为和谐企业与和谐世界做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