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了爱诗的缘故，我最早知道季羡林先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那个时期，读书市场还没像后来这样的开放，我记得自己不论是到哪里，总是毫不吝惜地购买书籍，尤其是诗歌方面的书籍。现在已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景之下买了一本《罗摩衍那》，该书店仅有的一本。我知道了他的译者是季羡林先生。《罗摩衍那》是印度人民的国宝，被称为史诗，最原始的诗，可是，实话实说，捧着它阅读，我却进不到诗的境界中去，无法领会其中奥妙。倒是里面的插图让我产生兴趣，记得作者好像是秦龙先生。迫于生计，我在西安这座古城中数次搬家，数次丢弃物什，今天写此篇文章，想将《罗摩衍那》找出来翻翻，怎么也找不到了，由此也可知我对这本书的爱惜与否了。

    真正对季羡林先生有所了解时，已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后期，也是因了一本书——《牛棚杂记》。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封面上赫然打出：“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对此做法我不加任何评论，但作为执政党的最高学府的出版社能出版这本书，却使我感慨万分，既为时代的进步高兴，也暗暗庆幸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光明。书印得精美，季老质朴的文字更让人着迷，内中虽然时不时地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但季老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我记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的最后一段里，季老这样写道：“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振奋人心，能解在多事之秋里我等生成的苦闷的情结。我是一口气读完这本有血含泪的最佳礼品的。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在1998年的年底，我为供职的报纸写了一篇《闲话九八文坛》的文章，其中有一段与季老有关，小标题是《季羡林〈牛棚杂记〉后》，如此这般写来：季羡林先生已是名副其实的“国宝”了。1998年，季老先生可算是领尽风骚。年初《牛棚杂记》出版，惊动文坛上下，以其“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使读者动容。年末，香港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对老先生的专访，更是风光无限，让观众领略了老先生侃侃而谈的风采。当然，老先生也有口误，那句“时隔30年，我还是不敢告诉农民我的工资数目，怕说出来让农民笑话”，若老先生不讲出自己工资一个月下来“就是个两千吧”也许没什么，偏偏他讲了出来。我想，农民不会笑话，只会邀请季老先生“方便时下来走走”，不然，他们会说“您老‘瓤人’（陕西方言，意在挖苦、讽刺对方）哩”。这段话，是我在过去时唯一的写有关季老的文字，留存于此，丰富本文。

    写了这么多，似乎还没进入主题。这篇文章的题目“季羡林与《山河永恋》”，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含义。季老写下的“山河永恋”这四个字，是为周明先生的著作题写的，据周先生讲，季老同时写了两条供出版社选用，后来将其中一条送给了周至乡党王殿斌。周先生见我热衷于收藏，也写了一些关于收藏的短文，便许诺将季老的另一条题字赠我留念。季老的手书还未得到，我却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心思，一则提醒周先生别忘了曾有的许诺，二则在读过季老的其他著作后，对老人家多了理解，为当日的无顾忌地放言感到愧疚。现在想，当时季老对实时的了解，大概多从媒体知道，而媒体的报道又有多少事是不含水分的呢？！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中记载有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上当受骗的经历。一个老者、仅是一介书生的老者，难道你要求他什么都能弄明白、弄清楚吗？！这也是我上面全文引用曾经写过关于季老的文字的原因，立此存照，以省自身，也给读者提个醒。

    山河永恋，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华儿女，无论身在何地，都应该时刻眷恋祖国的大好河山。周明先生的《山河永恋》，是用他手中的笔、用他那永无休止的热情，为我们写下了许许多多中华优秀儿女爱国、爱人生的篇章。他用朴素的笔墨、真挚的感情，以他那特殊的经历，为我们记录下一个时代里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性情、人格魅力和理想境界，在这部作品中，收录了他散见于报刊的文章120余篇，记述的文坛人物也有百余人，其内容既有现实的作用，也有史料的价值。难怪读过周明先生文章的人，都会竖起拇指说：“周明先生被誉为中国文坛上的基辛格问心无愧，他是中国文坛的活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