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主张，年轻人就该做梦，就该理想主义，因此他戏称自己为一个“老理想主义者”。 CFP供图

《梦话录》钱理群 著 漓江出版社

因为年轻，所以梦想。“早熟”在钱理群看来是未老先衰。 CFP供图

　　钱理群先生三年时间倾心撰写的《梦话录》，针对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问题、大是非，提出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生活建设等四大主张，显现了一个人文思想家的深刻洞识与全局性关怀。

　　为何是梦话？钱老主张，年轻人就该做梦，就该理想主义，因此他戏称自己为一个“老理想主义者”。先生总结道：“我最感欣慰的是，自己的人生三部曲都发展得比较完整、充分：学生时期梦做得最彻底，工作以后现实和梦的矛盾特别尖锐，晚年的梦依然做得彻底，实现起来却更为从容。这应该是我最基本的人生和治学经验。”对于当今青年而言，这本书可谓提供了一个最切实的指引。

　　书摘

　　大学最基本的任务

　　是培养“和谐的人”

　　文/钱理群

　　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更不能成为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

　　——爱因斯坦

　　上大学到底要干什么？这里我要引述大家都十分敬仰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更不能成为“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

　　这句话说得很深刻，也很尖锐。大多数同学上大学的目的，大概都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专业人才，学有专长，因此获得一个较好的职业，既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也可以报效父母。应该说，这样的求学目标并不错，不仅满足父母，也符合国家对你们的要求。但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这也是爱因斯坦所要强调的：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授所、职业的培养所，它的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能是培养“和谐的人”。这就是说，专业知识、技术固然不可缺少，但人的精神、品格更重要，因为知识技术是要人去驾驭的。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众多的知识，技术也很高明，但人不好，或缺德，没有良知，或没有独立性，甘当奴才，那充其量不过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这才是教育的最大失败，恐怕也是个人的最大失败，大概也不是你们的父母所期待的吧。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上大学，不仅要求知识，学技术，还要培育自己的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自我和他人的精神成长。具体地说，就是要思考、探索“人生目的，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应建立起怎样的合理健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以至信仰，为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精神的自由空间，陶冶性情，铸炼性格，在发展个人爱好、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开掘与发展想象力、审美力、思维力与创造力。这样，才能使自己最终成为爱因斯坦所说的“和谐的人”。

　　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生活没有目标

　　对“80后”、“90后”的年轻人社会上有各种议论，我不赞成夸大你们的问题，我曾说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相信每一代人都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并顺利地接班，上一代人没有必要过分担忧和干涉。但你们自己，却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

　　于是，就有同学问我：你认为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经常只说一点：据我的观察与了解，当下中国年轻一代最大、最根本的问题，是生活没有目标。你们在中学阶段，似乎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就是要考上大学；现在，你们如愿以偿地成了大学生，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产生了失去目标的迷茫。当然，有人又会给自己提出新的具体目标，例如出国留学、考研究生等等，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所谓“生活目标”，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在大学期间，确实需要为自己的信仰奠定基础，以确立一生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也即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这才是大学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大学最基本的任务。

　　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

　　有同学可能要问：在大学阶段，应该如何去为确立自己的信仰做准备，奠定基础呢？

　　我通常的建议有二。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要“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这是大学得天独厚之处，也是大学生应该紧紧抓住不放的，所要做的两件大事。信仰，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应该建立在人类文明的精神资源的广泛吸取基础之上。大学阶段的自由读书，应该有两方面，一面是古今中外的基本经典的精读，那里集中了我们民族与人类文明的精华，要尽可能读熟读透，数量则不必太多；另一面则是尽可能广博地泛读，如鲁迅所说，要特别读专业外的书，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读多了自然触类旁通。自由阅读之外，还要自由思考，不要先入之见，不要迷信任何权威，要不拘一格，不受羁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一切都要提出“为什么”、“对不对”，并且随时写下自己的思考、心得、发挥和疑问。如此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必有收获。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必然发现和你“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师，就可以集中精力，读其全部作品，并进行一定程度的专门研究，以作为你一生治学和做人的基本精神支柱。大学期间除读书之外，还要适当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最好利用假期到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村去志愿服务，这对你了解中国国情民意，大有好处，这也是为学、做人的基本功。有了这两个基本功，你的一生就有了“底”，也就不会枉费大学时光了。

　　今天的中国需要大讲

　　精神超越物质的梦话

　　文/钱理群

　　我每一次演讲，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向青年讲什么？我又能讲什么？据说当下中国校园里的讲座，和我所熟悉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不相同。那时候演讲、讨论的，都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代重大问题以及人生选择这一类的大话题。但现在这些话题都不合时宜了，一切都“与时俱进”了。“如何就业，怎样攻关”，就成了大学校园里的热门话题。太严肃的、理想的演讲，已经没有听众了。

　　我相信这样的说法，我也看清了，我的演讲，不可能、也不应该面对所有的青年，只能是能够不同程度上引发共鸣的青年，大体上就是鲁迅所说的“醒着”的或希望“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用我的说法，就是新一代的理想主义的青年。我的每次演讲，上百人的听众中如果有三五个人听进去了，我就很满足了。

　　在确认了演讲对象以后，我当然还是延续八十年代的话题，言说世界、国家的大事，大问题，讲人生、理想。这些精神性话题，在八十年代是普遍关注的公共话题，再自然不过；但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新世纪，却成了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梦话”了。我却明知如此偏要讲，因为这正是当下中国的问题所在：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的高扬，却陷入了物质主义、实利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泥坑，造成了精神的危机。

　　缺什么就应该讲什么：今天的中国正需要大讲精神，说超越于物质的梦话。而且在我看来，青年时期就是应该“做梦”，讲理想、价值、彼岸世界、终极关怀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的“早熟”其实是未老先衰，是一个不健全的人生，为他们补课，应该是我们这些做教师、学者的成年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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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一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言语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钱理群先生一直致力于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他名列首位。2008年，钱理群的长文“不能遗忘的思想”，以1980年北京大学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活动为主线，评述了多位参与竞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及改革方向等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这次竞选活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勇敢的民间改革尝试被刻意尘封至今，不为社会公众所知。回顾这次竞选，不仅仅是拒绝遗忘；还因为当年北大竞选者对中国政治、社会状况的分析全都可以看作对今天这种跛足改革的预言。其著作和文章从80年代至今，在几代青年朋友中都有很大的影响。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并写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归中学和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六十八年的生命，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其主要联结纽带则是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1998年重新修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心灵的探寻》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周作人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周作人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心系黄河——著名泥沙专家钱宁》
　　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人之患》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
　　（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祥云（美国）出版公司，1995年7月出版。
《精神的炼狱》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名作重读》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世纪末的沉思》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压在心上的坟》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948：天地玄黄》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漫说文化》
　　（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治学格言
　　如果真的爱北大，希望北大在实现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中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就应该（也必然）像前辈那样，敢于“反省”、“批判”北大的种种“黑暗”（不足、失误），知羞、知愧，以至知耻，并敢于公之于众（可以想见，胡适当年以教务长的身份，公开承认北大“学术上很少成绩”，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自信力！）如果不是这样，“不知反省”，不以不足、失误为羞耻，反过来掩盖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以至危机，甚至以“否定成绩，破坏安定团结”等等借口，来压制对北大的任何反省，那么，无论怎样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爱北大，至多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
　　一百个北大人，就有一百个北大。
出身书香
　　钱理群曾经被北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10大教师”，他出身书香门第。其外祖父项兰生，一生经历很丰富，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作为维新派人士，其外祖父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
　　钱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他外祖父就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钱母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钱父后来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先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钱父成为胡适的同学。
　　钱先生称，其家庭出身决定了其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因为我的家庭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而且我的感觉中，他们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说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我父亲为了救国，加入国民党，我哥哥姐姐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加入共产党。我要写出历史的复杂性。”
寄言青年
大学时代是人生的盛夏
　　青年也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睡着的，有昏着的，躺着的……我的交流对象应该是那些醒着的思考着的青年。
　　如果说小学中学是人生的春天，那么大学就是人生的盛夏——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根据我的经验，16岁到26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16岁以前懵懵懂懂，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16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26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生孩子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时间就不多了。而这16岁到26岁10年之间，大学4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真正属于自己的4年时间，是摆在每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好玩”道出读书真谛
　　近些年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读书变得太功利、太累，让学生害怕读书。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好玩”两个字，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
　　进了大学，除了专业书，大可看些专业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要“进入专业”，又要“走出专业”。
“真本事”受用一辈子
　　学生在专业学习上，必须要潜下来，我一再跟学生说：“要沉潜下来。”“沉”就是沉静下来，“潜”就是潜入进去，潜到最深处，潜入生命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
　　要沉潜，就是说不要被一时一地的东西诱惑。现在的大学生面临很多诱惑。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你现在是人生的准备阶段，还不是赚钱的时候。当然你做勤工俭学是必要的，也是应该提倡的，但是你不能在大学期间只忙于赚钱，要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这4年你不抓紧时间好好读书，受种种诱惑，图一时之利，放弃了长远的追求，底子打不好，以后是要吃大亏的。
　　有三种人混得好
　　我经常对学生讲，社会上有三种人混得好。第一种人，家里有背景，他可以不好好读书。但他也有危险，当背景出了问题，就不行了。第二种人，就是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为达到目的，无论红道、黑道还是黄道，他都干。第三种能站住的人就是有真本领的人，社会需要，公司需要，学校也需要。所以既没“好爸爸”，又有良心、有自己道德底线的人，只有一条路——就是有真本事。真本事不是靠一时一地地混，而是要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所以在大学里一定要学会研究问题的能力，学会思考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活出诗意与尊严
　　大学毕业后步入社会，大家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会遇到很多外在的黑暗。所以在大学里要打好光明的底子，无论是知识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当你面对黑暗时，就可以唤醒你内心的光明，只有这样，你才能活出诗意与尊严。我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18年后才重回北大。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我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的黑暗。压力越大，书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学术自述
　　《中国当代社科精华》
　　作者：钱理群
　　钱理群的研究兴趣与关注点主要有二，首先是“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他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言语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共同撰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还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意见，但这一概念却被普遍接受，并且波及其他学科。这一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学术界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后，钱理群又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并在所执笔的长篇序言里，试图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来总揽全书。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既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有许多作者自己的独特发现与见解，初版本与修订本都显示了80年代与90年代学科所达到的水平，提供了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手工艺 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与文学爱好者的欢迎，1997年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这就更加扩了本书的影响。钱理群在他执笔的有关“诗歌”与“戏剧”发展的章节里，有意识地进行了“文体史”的写作的试验，在描述文体发展的轨迹时，突出文体自身的特点：他试图以“诗歌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变迁（连续、中断、断而复续等等）”来展现新诗发展历程，以“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的彼此消长、起伏”为线索来叙述话剧史。以后，他还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了“闲话风”、“演讲体”与“独语”三种散文类型，为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线索。他的这些探索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整体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这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尝试。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历史联系，同时意味着是将一个世纪的文学置于数千年的历史坐标中进行严格的筛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在这大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于研究视野之外，而另一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却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被突现出来。本书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在历史的叙述中，也力图摆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更重视文学发展中的中断，反复，超前，滞后，偶然，个别，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此外，将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文学进入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中的大家金庸给予了充分评价；在描绘1949年以后的文学时，第一次论述了“地下文学”，这也都构成了本书的特点。本书也开始了对文学史途述方式的试验。
　　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的史的描述的同时，钱理群从80年代末开始，就将他的研究重心转向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在钱理群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钱理群认为，这后50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他称之为“共和国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中间（过渡、转换）的环节，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全局（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作用。在进入40年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钱理群首先进行的是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学生一起编选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并发掘（或重新认识、评价）了一些作家、作品，这就为正在进行的“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个人化（非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的尝试。这是关于文学史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本书选择“1948”这一最能体现40年代的历史转折、交接特质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论争、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描述，瞻前顾后，理清来龙去脉，从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可以将大文学史叙述忽略（省略）的人与事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上的某些变化。本书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追求报告文学那样的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场感；但又同时严格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细节都有具体的历史根据。本书在叙述视点、叙述语调的选择上也作了很大努力。
　　可以看出，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不仅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的具体写作，而且关注写作背后的文学史的独特方式。他曾连续著文阐释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并上溯到鲁迅）的文学史理论、方法，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理论指导，而自己的每一次研究与写作实践又都有明确、自觉的实验目的，并及时作出总结。他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任务（目标）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他因此而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必须与作家一样，对于‘人’（他的生存境遇、体验、困惑）保持社会、历史、文化的与形而上的双重关怀，既应关怀现实又超直于现实”。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终抓住“典型文学现象”，突入“一点”而见“全貌”，既具体有微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因此而提出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就在于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职业的兴趣与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细节、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钱理群还十分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时空蹁问题。他认为，“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从而产生了某种历史命题；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这些后果是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的。他因此提出了“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钱理群还提出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抓住两个“中介”环节：一是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文化”——以后，钱理群又根据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历史特点，从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与作品的“文本结构”之间，也还有一个中介，即是文本创造主体“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钱理群还强调在关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同时，不可忽略史的写作形式（结构、途述方式等）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他的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设想，在学术界也都有一定影响。
我看钱理群
　　作者：孔庆东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 。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 ，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 ，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辩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有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