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67年的革命岁月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不下马的将军”：主政湖北，造福一方

　　1927年11月，李先念参加黄（安）麻（城）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期间，他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西路军，李先念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他率部翻越祁连山，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在陈云、腾代远的接应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在西路军建立的功绩，称李先念是“不下马的将军”。

　　1949年5月，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湖北是李先念的家乡，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主要地点之一。当时湖北刚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李先念主政湖北后，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家乡解放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过渡。

　　曾经担任过李先念秘书的黄达回忆说：“他一上任就遇到‘黑白之战’。”黄达解释说：“黑”是指煤炭，“白”是指大米和布匹等。当时，一些资本家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抬高物价，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也随之暴涨。黄达说：当时李先念联系上海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往湖北调集物资，善于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发挥一些资本家的作用。由于措施得力，很快稳住了市场，控制了局面。

　　当时任中财委主任、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对李先念主管湖北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欣赏。陈云称赞说：李先念“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这是对李先念的很高评价。

治国功臣：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调一批年富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李先念成为候选人之一。后经中央决定：由他出任财政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商业、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

　　李先念上任后，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经济思想以及中央的有关文件、指示，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凡属于财贸工作的重要问题，他都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请示汇报。此外，他还特别注意向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学习。陈云的求实精神以及管理财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李先念说陈云是教会他管理财政的老师。

　　在领导经济和财贸工作这一新的岗位上，李先念还非常重视依靠财贸办公室集体领导的智慧和力量。同他在一起工作的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学识渊博，业务精通，经验丰富，是财贸战线的行家。李先念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积极采纳他们的正确主张。多年和李先念一起工作过的段云曾回忆说：“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便掌握了这一方面的有关知识。”后来的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丙乾也说：“他地位虽高但不自居，经常找一些司长、处长和有业务专长的一般干部，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他这种抓住问题力求弄通弄透，广开言路的工作作风，激励和推动着大家研究财政经济情况，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解决问题，开拓前进。”

　　就这样，李先念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赢得了中央最高领导的信任。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称赞说：“建国之初我们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管理人才，于是，我们只好抓了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李先念同志就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

　　李先念后来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长达22年，成为周总理这位“大总管”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曾称赞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

　　不过，“经济学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绝承认的身份。1966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接见来访的李先念时，称李先念是位经济学家。李先念说，我就是位实干家。所以，在他的传记里，人们尊重了老人生前的意愿，没有称他为“经济学家”。

　中流砥柱：“文革”中辅佐邓小平力抓整顿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袭来，全国的政治、经济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对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此期间，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始终坚定立场，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67年2月，李先念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受到严重冲击。但他并没有被极左势力吓倒，仍然尽可能地做挽救工作，尽量减少由于动乱造成的损失。

　　1975年1月，由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2月初，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委和有关负责人会议，明确副总理分工问题，由李先念协助邓小平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此间，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江青集团作斗争，推进了全国整顿工作的开展。在“四人帮”企图阻止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时，李先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坚决主张邓小平出席。在为召开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中，李先念积极提供情况，参与和协助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一起在周恩来病榻前商定国务院各部委的人选。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毛泽东要了解当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下一个年度的计划及长期发展的设想。李先念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李先念虽然不分管文化、教育科技工作，但他仍然关注这方面工作的调整和整顿。在“四人帮”发动对电影《海霞》的批判时，他和朱德等同志一起调看此片，一致表示肯定和赞赏，并建议放映这部电影招待国际友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全国上映这部电影的建议。在得知毛泽东讲“老九不能走”后，他立即到水电部去传达这一指示，严肃批评那些轻视、诬蔑知识分子的奇谈怪论和错误看法，重新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进行全面整顿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地发难。他们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年5月，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李先念同邓小平、叶剑英等一起，就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反经验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批评和质问。这是多年来批评“四人帮”最严厉最尖锐的一次会议。

　　李先念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作出了极大努力，也为结束“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紧要关头：重拳出击，粉碎“四人帮”

　　1976年10月，中国政坛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粉碎“四人帮”事件。在这一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李先念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期间，他坚决地站在华国锋一边，全力支持华国锋的工作。由于李先念在当时政治格局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为华国锋探知叶剑英元帅的态度、进而争取到叶剑英支持的一个重要桥梁。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警觉到了江青集团的危险。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北京西皇城根9号院李先念的家。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颇感意外。华国锋对李先念说：我们同他们（指“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问题。李先念当即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意见。

　　两天后，李先念借心情不好去香山散心。汽车快到香山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住处。

　　叶帅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下后，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并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两人只谈了30分钟。随后，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筹划粉碎“四人帮”，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李先念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拨乱反正：经济改革的先导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领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积极推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新宪法颁布后当选的第一位共和国主席。

　　此后，他相继去了许多省市，视察企业、港口、工程项目、经济开发区和农村，了解当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指导工作。在外事工作方面，他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参与调整对外政策，及时处理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先后出访了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的20多个国家，向世界各国阐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方针。

　　1988年4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这期间，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根据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政协的组织制度建设，支持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进行调查研究，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方面提出建议。他十分关心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为了促进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倡导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扶贫基金会，并亲自担任名誉会长。

　　李先念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后，仍然十分关心水利建设。兴建三峡水利工程一直是他的梦想。他坚信兴建三峡水利工程会从根本上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灾，变水患为水利。为此，他先后多次去实地考察，听取专家的汇报，力促尽快上马。他参与领导了修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水电站，为三峡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即使在患病住院期间，他也在关注着三峡工程论证的情况。当得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后，他兴奋不已，动情地对身边的人说：“三峡工程是毛主席的遗愿，我也是做梦都想建三峡，三峡也是全国人民盼望的大工程，早日兴建三峡，以了却我们的心愿。”

“三朝元老”：“毛泽东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纵观李先念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出身贫寒，略读私塾，没有进军校受训，也没有出国深造，竟然能够从普通一兵到将军，而且往往是临危受命，独当一面；他没有攻读经济理论，却从军事工作转向经济领域，而且“很快精通”、“管理得非常好”。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非常善于从实际中学习，向别人学习。对此，薄一波曾回忆说：李先念“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他勤思苦学，努力向其他同志学习。他经常向陈云同志请教，也时常和我交换意见。”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泽东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在建国后历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李先念虽受冲击但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也和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毛泽东在一座法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当时只有26岁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给毛泽东和朱德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毛泽东对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睐，他说：“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陈再道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