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态,认识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它的经典。要了解欧洲文化,就不能不读《圣经》;要了解伊斯兰文化,就不能不读《古兰经》;要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读《论语》《孟子》。经典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它关注的是社会最本质、最深层的话题,即价值体系问题。所以经典的话语历久而弥新,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典在一片质疑声中衰微,但也有不少前辈起而捍卫它,有些论述精辟隽永,至今令人回味无穷。1913年,严复在中央教育会作题为《读经当积极提倡》的讲演,提出经典教育的主题是人格与国性的观点:

      夫读经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加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学者之一,早年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留学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曾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之深,罕有其匹,有“中国西学第一”之誉。严复历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复旦公学校长、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北京大学校长等教职。对于中国教育向何处去,国民教育如何引导民族自强与自立等涉及办学宗旨的大问题,严复岂能不深思长考。他认为,用经典教育的第一目的是培养人格,对于所有国民而言,做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人格就不能算人。严复生活的时代,国运飘摇,山河破碎,要挽回颓势,以培养人才为先,而培养人才,以人格为急。人格如何,关乎国家命运。

      严复持论并不孤独,许多知识精英有此共识。1911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首任校长为唐国安,他将“人格教育”作为教育的总目标。1913年,周诒春接任校长,他说:“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可以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未尝不悉心尽力”,“清华学校,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故对于三育所施教育之功,不遗余力。”1925年,时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在秋季始业式上说:“所谓教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在严复此次讲演的次年(1914),梁启超应邀在清华作了题为《君子》的著名讲演,通篇所谈都是人格教育。

      近代以来,尊孔与反孔,成了社会争议的焦点。提倡读经,是为了表达尊孔的诉求,还是为了用线装书炫耀于人?严复说都不是,读经不是“为人之事”,不是读给别人看的;孔子是举世公认的文化名人,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你读不读经,丝毫影响不了他的历史地位,所以说“其于孔子,更加无损”。那么,为何还要读孔子的经典?严复的理由是:“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孔子生于春秋乱世,但依然怀抱着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理念,为此而删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育人们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是修身,是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人的人生必修课,这就是《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之后,孟子发挥孔子的人格学说,把“仁、义、礼、知”等四种善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后世的学者,不断丰富与完善关于人格的内涵,如韩愈解释仁义道德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以说,《四书》论述的核心,是如何修身,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