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一五”收官之年的到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再度引起社会关注。

    截至2010年3月，《中华大典》已出版了《文学典》、《哲学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50余册、近1.3亿字，预计今年还将出版1亿字。

    众家协力推“大典”

    “原定于今年完成的编纂工程将调整到‘十二五’期间内完成，全部出版后的《中华大典》预计有近8亿字”。“大典”办公室副主任伍杰说，《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在编排上既包含了我国古代类书编排的优点，又具有现代科学系统的分类特点，吸取和运用现代图书分类的方法。

    《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最早发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18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提出倡议，包括钱钟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对《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日益重视，将其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从最早的类书《皇览》，到最出名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没有一部类书有如此大的规模，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伍杰感叹，“其内容包罗了诸子百家、佛道众教、各地志书等大量优秀的文献资料，完全称得上是中国类书之冠”。

    古籍编纂悠悠行

    作为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启动的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共有24部类，116部分典，其中4000万字以上的大型典9部，2000万至3500万字的中型典8部，另有7部1500万字以下的小型典。成书后预计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超过了我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

    “《中华大典》采用的是现代科学分类法进行编纂，与古人的分类法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每一部分典的内容都是从几千种古籍中提取出来的，编的时候要先进行普查，再确定通用书目。编纂的整体原则是‘古代要全，近代要精，小家要全，大家要精’。”伍杰说。

    谈到为什么会推迟完成时间，他说，参加大典编纂的专家约有3000人，每个人交稿后都要通过编委会的反复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就需要退回去修改，再加上校对、排版等工序，这个过程的工作量大大超出了预期。

    伍杰说：“比如最简单的标点符号这一项，我们都知道古文献是不用标点的，我们编的时候就要一点一点的进行断句、标注，古汉语的语法结构和现代汉语有着很大的差异，标错一个符号，整段话可能就变成另外的意思了。所以不仅编稿的时候要非常认真仔细，审稿的时候更需要慎之又慎。”

    本着对传统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整部大典的编纂工作力求精益求精，而编纂工程的结项日期也因此被推迟到“十二五”期间。

    荫泽后世传记录

    “目前连书带稿已经有4亿多字，大典的编纂工程已经完成过半。”伍杰向我们展示了摆放在办公室墙角的半米多高的书稿。目前已全部完成出版的有程千帆先生主编的23册《文学典》和任继愈先生主编的14册《哲学典》，部分完成出版的有《医药卫生典》、《历史典》和《历史地理典》，此外还有已通过审核交给出版社的书稿近3亿字。

    《中华大典》完成出版的部分，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在全球范围发行，包括加拿大、美国等国，像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馆藏。

    许多学者称赞《中华大典》编纂的高质量、高水平。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说：“《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汉语古籍分类资料宝库，它是我国历史久远、从不间断的伟大文化成果的一个集中化体现。用科学体系把我国历代编纂类书的传统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可谓功在当代，利垂后世。”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文学典》出版座谈会上曾高度评价这部作品，称它“开创了全面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壮举，体现了当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水平，是出版界组织编纂出版重大文化工程的成功实践”。

    伍杰透露，全部纸质出版工作完成后，还将推出电子版的《中华大典》。（曹建华 冯宇宙 李闻昕 王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