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教育的自身缺陷

    “造成超常教育萎缩的原因很多，除了教育体制、政策等客观原因外，其自身缺陷也需要反思。如：教育理论笼统简单，教育对象基数太小，至今没有可以推广的鉴别量表，操作困难，长期限于实验班的小作坊，由于成才人数不能满足国家对英才的需求，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贺淑曼坦言。

    超常教育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在少儿中鉴别、遴选出那些资质超常的人才，虽然世界各地对此各有各的高招，在我国，北京八中与中科院合作进行的鉴别也形成了一套系统。但贺淑曼认为，从整体来看，鉴别仍是超常教育面临的最大困惑，“超常儿童的选拔，至今无公认的量表。虽有一些量表，因测试人员极缺，收费较高，普遍推广有困难。”

    “另外，鉴别还面临着超前教育、应试教育的困扰，家长对孩子进行超前培育，造成生源质量问题，这也是11所大学停办少年班的重要原因之一。”贺淑曼说，在香港，这一问题同样存在。香港资优教育学院院长汤敏思说：“一些家长硬干，让孩子超前学习，于是出现了虽能通过测试但在后期学习中未达理想的学生。”

    另一方面，“超常教育人员编制、经费投入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保障不力。”北京八中校长王俊成如是说。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江苏天一中学校长沈茂德也说：“超常教育需要政策性保障，支持超常教育必须进行系统化的课程研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课程研究中心。”

  “非智力因素才是成才的关键”

    “现实揭示，一般人眼中的‘差生’和‘普通人’也可以成才。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卢瑟福，从小是放牛娃；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爱因斯坦，曾因成绩差而没拿上中学毕业证；特别是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在日本既非教授，亦非硕士、博士，仅是日本一个中小企业的普通工程师，学术界对他一无所知。大科学家牛顿、爱迪生等从小愚笨，成绩较差。我国著名的大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等都曾是差生。”贺淑曼说。

    如何兼顾卓越与公平

    与此同时，大众化教育时代的来临，使人们愈加追问超常教育的意义并开始思考教育公平的问题，如何兼顾卓越与公平，成为超常教育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如此情势下，‘超常观’必须与时俱进。”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原世界天才教育学会会长吴武典表示。那么，超常教育应该本着怎样的“超常观”呢？

    吴武典指出，“近三四十年来，资优（超常）教育概念的重大演变，莫过于由狭义的‘智力优异’（高IQ）走向广义化和多元化，从注重少数的精英主义走向兼顾全民的才能发展。”

    “多元化，是指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能论和耶鲁大学史坦柏教授的成功智能。两人都批评传统智力测验所评估的智能，寻求在实际生活里有用的智能，如加德纳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包括语言、音乐、逻辑数学、空间、身体动觉、知己、知人、自然、存在等智能。史坦柏成功智能则是指学业智能、创造智能和实用智能的结合，认为只靠学业智能将无法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最后的成功，创造智能与实用智能比学业智能更能影响未来事业的成败。”吴武典说。

    “这些与时俱进的‘超常观’，让我们看到人人皆有其天赋，只是类别不同，也使超常教育肩负起另一个可能：成就普通人的天才梦。”贺淑曼说。

    改革，不应是“废墟上的重建”

    “著名学者叶澜教授曾大声呼吁：不要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教育理论。今天，超常教育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命题，不是简单地打碎过去，而是有所借鉴，有所继承，从深入思考走向脚踏实地的实践。”沈茂德说。

    专家们指出，超常教育面临的是改革，而不是否定，“美国政府与社会对资优教育的关注并非平稳地直线加温，其间也是起起伏伏。美国资优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在卓越与公平间游走，采用多元模式、多元标准，呼应多元社会的需要。在英国，资优教育也在向发展全民的潜能方面发展，英国教育与人力部1997年向国会提出的特殊教育报告书，即名为《让所有儿童迈向卓越——满足他们特殊教育的需求》。”吴武典介绍说。

    其实，我国的超常教育也在不断进行着改革，拓宽与加深是其方向。北京八中、人大附中、天津耀华中学、东北育才中学、河南新乡一中等多年来对超常教育进行着不断的改革与探索。“超常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尊重学生的差异化表现，因材施教，努力构建多元化超常人才培养模式。”石家庄二中校长邵喜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