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化遗产是指《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经卷》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
一、明清档案
故宫明清档案部现存的明清历史档案，是从原清内阁大库档案、清军机处方略馆大库档案、清国史馆——清史馆大库档案，宫中各处档案以及清代宫外各衙门和一些私人所存的档案等六个方面，逐渐集中起来的。其总藏量约有九百多万件（册），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明朝档案已在明末清初之际损毁儿尽，现存甚少，姑且不论。以清代档案而言，可以说有清一代信史，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无不皆备其内。尽管现存的有关清代历史的资料可以说是犹如汗牛充栋，但是若要真正严肃地去研究清史，离开这批真正第一手的档案资料，那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这批历史档案，由于经过几百年来自然和人为的损毁，特别是经过清代末年至全国解放时三十多年的流散变迁，曾经遭受过很大的损失，已经很不完整。其中尤以内阁大库档案被流散变迁的历史最早，损失也最重。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大一次辗转拍卖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就是内阁大库的档案。
二、殷墟甲骨
中国殷商王朝后期（公元前14世纪晚期至前11世纪中期）都城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王室占卜记事用的龟甲兽骨﹐包括经过整治﹑钻凿﹑烧灼﹑刻辞的龟腹甲﹑背甲和肩胛骨等。因文字契刻于甲骨之上﹐故称甲骨文。殷墟甲骨文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殷墟甲骨刻辞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时王记实文辞﹐因而成为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医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原始资料。殷墟甲骨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王八担”、“ 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所刻文辞因系记述 占卜事项，故称卜辞。自从“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91年在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发现一批丰厚的甲骨材料后，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发现，花园庄东地 甲骨文属于“非王卜辞”，占卜主体是“子”，而非“王”。此观点学者已达成共识，认为是子系商王族之子辈，但具体指哪一贵族人物，则有孝己、子、子敖等多种意见。关于非王卜辞，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由伊藤道治、 李学勤等学者提出，但由于非王卜辞较少，一直有学者对其存在表示怀疑，花东甲骨的发现确认了非王卜辞的存在，同时也为解决非王卜辞与王卜辞之间的各种矛盾提供了 契机。
三、居延汉简
“居延”是 匈奴语“ 天池”的 译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写：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 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 小月氏，曾“居延至祁连山”；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亦记载 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查《尚书·禹贡》中，凡“”或“过”字，皆指水名，可见汉代这里有水。
“流沙泽”汉称“居延泽”，唐称“ 居延海”。唐著名诗人 王维任 监察御史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名诗《 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 胡天。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长河”即 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后，马可波罗曾经来到居延，见到居延百姓，说明直到元代居延还有水，后来干涸了，至今地面上还有河床遗址。
《汉书·地理志》“居延县”下注引中有“阚？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句。因汉代居延为匈奴南下 河西走廊必经之地， 汉武帝时为加强防务，也为防止匈奴和羌人联系，令路博德在此修长城，名“遮虏障”，汉名将骑都尉 李陵兵败降匈奴，即在居延西北“百八十里”处（《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
汉武帝时，在居延设都尉，归 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 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四、敦煌经卷
敦煌经卷亦称敦煌文书、 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是指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出土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由于敦煌在4—10世纪间曾为中国西北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十分发达，佛教也很兴盛。自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开凿第一窟以后，写经造像活动代代相沿。北宋仁宗时，西夏进攻敦煌，僧众为避兵火，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之复室中，然后砌一泥墙于外，并于其上绘画，以此作为伪装。此后，这些文书便被封存于该私室中达900多年，成为名闻中外的敦煌遗书。
敦煌经卷系隋或唐初写就，是佛经《羯摩经》抄本。写本纸质较细，有韧性，经过染黄，略有水渍，按纸质色泽行字，皆合隋、唐规制。它用34 张宽25.2～26.6厘米，长49.3～49.5厘米的染黄纸相互连缀而成，全长17米，共16790余字。卷首略有残缺。“羯摩”为梵文 译音，意为“作业”，《羯摩经》是一部有关佛教戒律和忏悔内容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