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惠昌与中国音协主席、作曲家赵季平在排练厅。  阎惠昌近影。  阎惠昌指挥香港中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均资料照片） |
记者 施雪钧 题记 四十多年前，黄河边一个穷山沟里的陕西楞娃，在一个无名小站扒上了一列开往西安的煤车。肃杀寒冬，他冻得瑟瑟发抖，眼神中充满迷茫，他在寻找未知的音乐的未来…… 四十多年后，他站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指挥台上，现场一片静穆，这是观众致以一个指挥家的最高敬意。紧接着，他一挥手，壮盛的音流化为奔涌迸发的明光。 儿时的故事随风逝去，今天的故事却在续写。现今身为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的阎惠昌，以他丰富的人生传奇、出色的音乐才能、精湛的指挥技艺以及对中国民乐的痴迷和赤诚，赢得了国内外民乐界的尊敬，成为中国第三代民乐指挥中最具大师风范的一位。 在他执掌香港中乐团的13年中，乐团一跃成为“不拘一格，自成一格”的世界一流民族乐团。乐团曲库中，积累的新作与新编配作品达1900首之多。更重要的是，阎惠昌敢为天下先，随着常规乐器二胡、中胡、高胡、中音革胡、低音革胡、中阮、小阮等乐器的大规模系统化改革，民乐洗心革面，一阵痉挛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继民乐先贤彭修文开创大型民族管弦乐队模式后的又一次“革命”。这次“革命”，为沉闷乏味、观众流失、演出频率下降、曲目晦涩难听、被边缘化了的内地民乐市场，带来了曙光。 要让中国民乐像西方交响乐那样被全世界接受，是中国音乐家的梦想，这需要几代人付之艰辛努力。这个陕西汉子，话不多，更多是身体力行。他告诉我：“我已经看到了中国民乐的世界性未来！” 这不是信口开河。在卡内基音乐厅，洗心革面的中国民乐最后一个音符刚落下，观众便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纽约时报》的权威乐评家过去从不评论中国民乐，这次却破例发表评论文章：“这个乐团，眼看与耳闻同样精彩……”2005年的法国艺术节上，他已经加演了三首乐曲，上台谢幕三次，演奏员都离场了，但法国观众却一个都不走。他深感震撼。没办法，只得拉上首席返回舞台再鞠躬，还是不行，再上台鞠躬后，观众才离场…… 在粤乐高胡大师李肇芳的帮助下，九月中旬，阎惠昌在香港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而约定的1个小时采访，竟然延至4个多小时。 1 “作曲家在香港中乐团能找到皇帝的感觉” 晚上6点半，阎惠昌带着一丝疲惫走出排练厅。接连几天，他正在紧张排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唐建平的作品——大型交响音乐史诗《成吉思汗》。两天后，这部恢弘之作将在香江首演。 阎惠昌的四方脸轮廓清晰，关中汉子直楞彪悍的印记早已褪去。他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只是两鬓多了些许白发，更显一流指挥家的儒雅气质。这与他的指挥手法相仿，已从早年激情的全身投入式，改向沉潜稳健的一路。如今他的风格相当内敛，只以扼要但丰富的手势和眼神，还有他那不怒而威的神态，向演奏员们传达出他所要的讯息。从中央民族乐团到新加坡、台北、高雄，再到香港，他指挥了境外几乎所有国乐团。几十年的磨砺，使他越发沉稳干练，一步步走向艺术颠峰。 我们谈起了民乐，他眼睛一亮，饶有兴趣地听着。 其实，在采访他之前，我已经听过他指挥的两场音乐会，一场是“华夏之根”音乐会，那首《黄河畅想》曲中满场布郎鼓摇响时，音乐会出现了少有的戏剧性场面，台上演奏员和台下观众，在音乐和呐喊中互动，阎惠昌籍此成功地煽起观众情绪上的一波又一波高潮。还有，在今年“上海之春”音乐节上，他指挥的香港中乐团可谓出尽风头，这在近年来内地民乐市场难得一见。98%以上的上座率；他四次返场加演、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这狂热之情令我大为吃惊，因为唯有在世界超一流乐团的交响音乐会上才能所见。 这绝不是偶然。这是一支“高度专业化、高度职业素质以及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乐团所带来的市场效应。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评价说：“香港中乐团在亚洲（或全球）同类性质乐团中，应说是最出色、最优秀的乐团之一。” “近年来内地的民乐现状你了解的多吗？”我问阎惠昌。 “我没有太多的机会回去听他们的演出。不很熟悉。”他回答。 “坦率说，在文化多元的今天，民乐在国内已经被边缘化，到了像戏剧那样要抢救的境地。为此，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我看到了截然相反的一面，那就是香港中乐团到内地每演一场，就会产生轰动效应，在北京、乌鲁木齐、深圳、上海、山东等地都大受欢迎，这是你个人魅力还是你的指挥艺术所造成的？”我接着提问。 “哦，我们在内地演出基本都这样。上个月在新疆人民大会堂演出时，他们告诉我说，什么乐团到那儿演出都不行，你们乐团改写了我们剧院的历史。今年六月，我在北京指挥国交，乐队长和首席都对我说：‘你们香港中乐团在国内影响很大啊，使用的乐器都和别的乐团不一样！’我心里纳闷，交响乐团怎么关心起民族乐团了呢？你想想，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一般眼界都很高，连他们也会这样认为。我想，香港中乐团能有如此声誉，应该是多年来积聚的能量的释放。我认为，能不能把一个乐团的力量积聚起来集中地去做艺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阎惠昌笑着作答。 接着他又说：“我接任后提出，一定把香港中乐团‘不拘一格，自成一格’的特色展示出来。既能演好传统的乐曲，又能演得多元化。演奏北方的乐曲，要透出闪闪发亮的阳刚之气，演奏南方的曲目，要有阴柔之美，香港中乐团应该是个张力无限的乐团。所以，我不给乐团划定律，而要求他们的演奏风格要宽广。既要有西方乐团严格科学的素质化训练，又要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帅气和张扬的全部个性。” “你这个目标很像柏林爱乐，西蒙·莱托曾对我说：‘柏林爱乐就是一个有着五彩羽毛的美丽的大鸟’。”我告诉他。 “对，一个高素质的乐团就应该这样！”阎惠昌回答得很干脆。 “我听演奏员说，每一部新作品，你都要排练两个星期，艺术要求之高罕见，这是不是与你的指挥风格与严谨有关？” “不完全这样。一般新作品我们排练一个星期，难度高的也许时间稍长一些。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员视奏能力超群，长期来，他们在新作品中练就了这种能力。这与乐团平时训练有关，再提高一步，就是音乐形象的东西了。我以为，演奏员在基础层面上还摇摆不定，那你什么也达不到。”阎惠昌很认真地说。 “即便这样，那也破了国内乐团的记录了。一般对作曲家的新作品，国内一些乐团用两三个工作日排练就不错了。为此许多作曲家都非常不满意，说而今艺术质量已被商业化所谋杀，无艺术可言。”我对他说。 “无怪，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宁称‘作曲家在香港中乐团能找到皇帝的感觉。’曾经有一段时间，演奏员们因为我反复细抠有点沉不住气，耐不住寂寞，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完？我对他们说：作曲家不满意，就说明乐团的排练未达标，什么时候作曲家满意了，我们才算完。所以，演奏员们知道，在我这儿，这样的排练是走不过去的。”阎惠昌回答。 2 “一个高度谐和的乐团声音已呈现在我面前” 在阎惠昌精心调教下，香港中乐团走上了一条活力四射的创新之路。 这十几年中，具有高度专业精神、追求音乐至高境界的香港中乐团，成了赵季平、何占豪、顾冠仁、刘文金、叶小钢、郭文景、程大兆等许多中国著名作曲家新作首演的首选乐团。国内的大牌指挥家、独奏名家，基本上都与香港中乐团合作过。当然，在乐团合作的历史上，还有国外知名小提琴家、钢琴家、大提琴演奏家以及萨克斯、管风琴、风笛等演奏家的一长串名单。更主要的是，乐团积累了1900多部新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音乐的曲目库。 这一切，都来自乐团的灵魂人物——指挥阎惠昌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而乐团的每一项改革，都不知不觉地改写了中国民乐的历史。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民乐先贤彭修文创建了民族管弦乐大乐队模式后，这种形式现今已被国内民族乐团所广泛采用并成为主流。但是，大乐队的噪音问题，音准问题以及声音不谐和等难以克服的缺陷，却长期困扰着国内民乐界。为此，上海音乐学院的杨雨森等几位教授，很早就开始对乐器改革的探索研究。 也许前辈们地下有灵，他们未完成的探索研究，阎惠昌正在富有创新精神的香港中乐团，大规模付诸于实践。 “我了解到，2004年开始你在中乐团进行了大规模的乐器改革，为什么要改？它的实际效应又在哪？”我问阎惠昌。 “最早的乐器改革，出现在前卫文工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和上海民族乐团，他们曾进行过很多尝试但收效甚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认为，这些乐器改革，仅仅停留在单件乐器的改革层面而没有使它系统化，也就是说，乐器改革没有从一个乐团的整体考虑。1997年我接手香港中乐团后，很快意识到乐器改革的重要性，2003年，我向中乐团理事会提出乐团设乐器改革学校的建议获批，乐团的柳琴首席阮仕春先生担任了‘乐器改革研究主任’。他利用所有的工余时间，自费进行乐器的设计、研究及制作。这位文化部乐改专家组的专家，至今已复原或改良的乐器多达20多种。例如复原制作了唐制阮咸、曲项琵琶、五弦琵琶、清式琵琶以及秦琴；其中双共鸣箱柳琴系列和阮咸先后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于是在2004年，我们开始了乐团基础声部——弦乐器的改革。” 很多次，香港中乐团到国外演出，在欧美及日本，遭到了当地绿色环保组织的抗议，因为乐团使用的所有胡琴系列，都是杀生后用蟒蛇皮制作而成。2008年，中乐团到北京演出，很多人发现，经过改革的高胡的声音特别强壮，中胡音色也很棒，但是二胡声部却塌了。因为香港气候潮湿，北京气候干燥，二胡一到北方，声音全变了，造成了整个乐团音色不统一。其结果是，部分乐改成果被抵销。之后到英国演出，情况也如此。 一次偶然的相遇，使阎惠昌下定决心进行弦乐器的大规模改革，并且先从最薄弱的低音声部开始。他的同学、日本华乐团指挥龚林告诉他，他那儿有一把私带出去的上音杨雨森教授研制的板膜共振革胡。那把琴，原扔在学院储藏室一角，皮都被老鼠咬烂了，龚林将此带回了日本。没想到，大阪大学的一位教授看后爱不释手。 阎惠昌闻讯后，趁在日本演出之机，专门去了大阪，这一见，让他茅塞顿开。他惊叫一声，太可惜了！原来，杨雨森教授研制的这把革胡，被打入冷宫几十年而无人问津，最后被当作废品丢弃。可悲的是，很多乐团还在使用性能很差的59型等老革胡。而那把被废弃的革胡，杨教授已经把所有问题基本解决了。阎惠昌回到香港后，立即举办了一场“改革乐器音乐会”，并请来了北京乐器改革专家以及大阪大学教授，让他演奏板膜共振的革胡。香港中乐团的乐改拉开了大幕。他们先去上海，找到了杨教授的家人谈版权问题，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完善这件乐器。他想借此为民族乐团杀出一条路来。 任何一点突破，都是了不起的创新。随着高胡、中胡、中音革胡、低音革胡的改革成功，他们开始攻坚民族弦乐队中最根本的基础声部二胡。然而，对传统二胡进行改革，阻力非常大。 于是，阎惠昌将第一、第二、第三版改革后的二胡，与传统的好琴混在一块，让演奏员在幕布后演奏，然后请外来专家、名家和乐队首席，为每一把二胡的音色打分。结果大出所料。高分和排名在前的，全是经过改革后的二胡。这样，更加坚定了他对二胡进行大比例改革的决心，同时也打消了乐队演奏员的传统观念。到去年六月，中乐团完成了全部胡琴系列改革。在之后进行又一次“乐器改革音乐会”上，观众与行家的打分竟然是7︰3，对乐器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改革后的二胡振动的次数，是传统胡琴的38倍。它的音色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位教授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说：“传统胡琴1加1不等于2，但是香港中乐团的胡琴，是等于2和大于2，这就是他们改革的成果！” 3 “恩师胡登跳让我刻骨铭心” 也许是命中注定，阎惠昌的人生中，痴迷与赤诚使他与中国民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像一个越筘越紧的死结，终身不离不弃。 谁又能想到呢，当年山沟沟里那个喜欢鼓捣乐器的楞娃，如今已成为世界级的民乐指挥家，而他执掌的香港中乐团，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乐团的改革先锋，领头羊。 仿佛被缪斯女神亲吻过额头一般，他的音乐天赋与生俱来。8岁那年，他喜欢上吹笛子，之后又学拉胡琴，这些能发出声响的乐器，深深地吸引了他。没过多久，他居然无师自通能熟练地演奏这两种乐器了。到了小学四年级，他成了学校教工乐队中唯一的学生队员，并且学会了识简谱；五年级他又自学了风琴，开始教其他同学乐器。到了初中，他一头扎入学校乐器室中，二胡、唢呐、三弦、钢琴、小号、板胡……阎惠昌成了乐器的多面手。这让他出尽风头。在小小的合阳县里，他大名鼎鼎，高中还没毕业，县剧团已经邀请他担任剧团首席板胡，而他的母校合阳县中学更希望他毕业后留校担任音乐老师。 阎惠昌拒绝了，他心志高远。而后，父亲的一句话，开启了他心灵的钥匙。有一次走在魏长城边，父亲突然对他说：“你很有音乐天分，应该送你去西安音乐学院（那时相当于附中）读书。”这话他记住了！ 一个漫天飞雪的冬天，他和表弟偷偷爬上了一辆运煤火车去西安。结果半道被甩，小哥俩沿着铁轨摸黑走到下一站，蜷缩在火车站候车室里，饥寒交迫，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几经周折，阎惠昌找到了梦想中的西安音乐学校。在传达室，一个看门老头叫住了他们。原来，这老头是古筝名家高自成先生，“文革”中，他被发配看大门。 在高先生家里，老人与住在隔壁的民乐系副主任现场见识了阎惠昌的各种琴技，对他出色的音乐天分赞不绝口。正是这次路遇“贵人”，第二年，阎惠昌如愿进入西安音乐学校。人生之路开启。 “你青年时代有很多故事，扒火车、用账本纸考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等等，但我听说当年丁善德常务副院长在发现你的才能后要收你为学生，有这个故事吗？”我问阎惠昌。 阎惠昌笑了。 “哦，丁善德是我的老师胡登跳的老师。在上海音乐学院，我还师从夏飞云、何占豪老师。我记得，在大学一年级时候，我写过一首琵琶独奏曲《思乡曲》。在1980年中国首届琵琶大赛中，全国参赛的作品有六十多首，在无记名投票中，我的这首乐曲获得了一等奖。 说起这首乐曲，还有个故事呢。我这个山沟里的穷学生，长这么大还没有离开过陕西，离开父母。到上音读书后，一年多没有回家。那年暑假，我终于回到了合阳县老家，我爸爸那时是县青年教师培训学校校长，学校在郊外。出门就见农田。八月里，小麦收割完后，土地刚翻新，我一出门，闻着沁人肺腑的泥土芳香，心里一阵酸楚。黑夜中，我走向大地，躺在了松软的土地上，四周静极了，只闻虫鸣。我呆呆地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忽然脑中灵光一闪，《思乡曲》的旋律一下喷发出来。我疾步走回家，用陕西的迷糊调和秦腔曲牌，再糅合进陕西悲凉的回音调式和花音调式，写完这首乐曲，我流泪了。 胡老师看了作品后惊讶地说：‘阎惠昌，我真不知道，你的内心竟然有这么深沉的东西！’他说，你应该去投稿参加比赛。结果，《思乡曲》获得了比赛第一名。胡老师告诉我，评委丁善德问，这第一名是哪里来的？胡老师说，这是我们学院的一年级学生，是指挥专业的！丁善德副院长听后很高兴，他对胡老师说：“这是一个很有作曲才华的学生，你告诉他，能不能改学作曲专业，我亲自来教他！” 阎惠昌高兴地回忆说。 说实话，听到这消息，阎惠昌受宠若惊。丁善德是大作曲家，又是常务副院长，别人想攀还高攀不上，现在竟然要亲自教他，阎惠昌感到自己太幸运了！但是，当他仔细思考完后，他对胡老师说，指挥是我最喜欢的专业，它适合我的发展。我婉言谢绝了。但是丁院长的重才爱才之举，使我终身难忘。因为我看到，民族乐队是将来发展的方向，那时，彭修文指挥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已经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再说，中国还没有民乐指挥专业毕业的专业指挥，这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阎惠昌接着又说道：“那时上音的民乐指挥有段时间被取消，直到我大四时才恢复。我听说后，很快就找到了系主任提出要回去学民乐指挥，他很吃惊：‘你得仔细考虑，交响乐指挥可是别人做梦都想学的专业，而你还要转回民乐指挥，好好想想再告诉我！’我立刻就告诉说，我的志向就是民乐指挥专业，况且我从小学的是民乐。对民乐怀有抱负，决心非常坚定。” 他的表态，让系主任惊讶得半天未说一句话。他没弄明白，这个倔强的学生，为何偏偏喜欢上了民乐指挥！ 阎惠昌沉思了一会后说：“在上音，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我的恩师胡登跳老师。” “大四那年，我们到海南岛采风，回来我写了两首作品，一首是三弦独奏曲《乡音》，另一首是海南的《黎寨行》。写完后我交给了胡老师。他看完后说：阎惠昌啊，作品很好啊，一个地方都不需要改，抄谱后就马上可以参加演出啦！” “当时‘上海之春’正在举办他的一首丝弦五重奏新作，将在音乐会上首演。然而胡老师却对我说：虽然‘上海之春’节目已定，这样吧，把我的作品拉下来，上你的两部新作品。可是时间太紧了，乐队分谱抄谱都来不及。胡老师说：从今晚开始，我们都不能睡觉，我帮你一起抄谱！ 整整一个通宵，胡老师和我还有三个同学，趴在桌上一直抄到天亮。你想想，他身体不好，年岁又大，‘文革’时受尽迫害得了健忘症。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晚，他脑子非常清醒。一个老师，如此爱才惜才，在重要的音乐节上，竟然将自己作品撤下来，把学生的作品推上去，并且熬了个通宵帮学生抄分谱，这种崇高师德，高风亮节，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在上音成立八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讲了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人。”阎惠昌娓娓述说着。 时间飞逝，我的采访已超时很久，而他谈兴正浓。于是，我不得不抓紧提问。 “你认为中国民乐走向世界有希望吗？当然，我说的是像交响乐一样被世界接受！” “有可能！”阎惠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不是信口开河。我相信，中国文化越来越被世界接受。一些文化精髓很可能具有普世价值。就香港中乐团的形式来说，在全世界，有哪一个单一民族具有与西方交响乐团一样编制的民族乐团？再则拿我们民族乐团表现力来说，现在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并且目前还在朝着科学化系统化方向发展。 现在欧洲一些知名作曲家，已自觉开始研究中国的民族音乐，他们从自己的国家申请创作费用，为香港中乐团创作，他们创作时，没有考虑中国化，而是把它当作世界音乐来写。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听阎惠昌一席谈，我忽然感到：中国民乐露出了新曙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