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说，发表《哥德巴赫猜想》的那一时期，可谓是《人民文学》的黄金时代。

　　■人物名片

　　周明，1934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20世纪50年代中叶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当年即进入中国作协《文艺学习》杂志社。1957年因该杂志与《人民文学》杂志合并而成为《人民文学》工作人员，其后在该杂志工作三十多年，历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等职。著有《那年冬天没有雪》、《为霞满天》、《雪落黄河》等。

　　1949年10月创刊1976年1月再“创刊”

　　“四人帮”下令，重新出版的《人民文学》不能说是复刊。1976年1月，《人民文学》“创刊号”问世。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1977年初，文艺理论家、诗人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出任了《人民文学》的主编。我们准备出一期纪念周恩来的专号，当时，我向王炳南约稿。因为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是办公厅主任。其他同志还约了一批老同志的文章。刊物出来后，邓颖超请她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们，对大家表示感谢。接着，我们组织了一篇纪念贺龙的文章。当时，贺龙还没有平反。我们想请对贺龙比较熟悉的人来写，我和编辑部的人找到了王愿坚，他说太好了，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就联系了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和王愿坚一起去了她在北新桥的住处。薛明和我们谈了几个小时，大家几次一起流泪。后来，我们决定用贺龙亲属名义发表，王愿坚帮助整理。这篇文章后来发表的时候，就用了贺龙三个子女的名义。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通讯社报道了这件事，说“中国国内最大的文艺杂志《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纪念前总理、元帅贺龙的文章，看来中共对前元帅贺龙有所松动。”其实，这完全是我们自发做的。由于我们的“示范”作用，很多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同事和后辈，纷纷开始写文章发表，怀念他们的朋友和亲人，其中就有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她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感人肺腑。

　　当年春天，崔道怡向北京市作者刘心武约稿。1977年9月21日下午，他收到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随稿还附有一封信。崔道怡认为，作品很有现实意义，立即送交复审。编辑部有人认为，《班主任》所写的问题太尖锐，因此犹豫不定；但大多数编辑人员认为，小说主要塑造了张老师的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应该发表。最后提请主编张光年定夺。10月7日下午，张光年把大家召集到他家里，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他果断拍板，肯定了《班主任》揭批“四人帮”的尖锐性，认为这样的作品越尖锐越好。于是，1977年11月号的《人民文学》，以头条位置隆重推出了《班主任》。很快，它就在全国引起了“空前”的巨大反响。

　　可以说，张光年的决定和《班主任》的出现，促进了文学的拨乱反正和新时期的思想解放。

　　约请徐迟创作《哥德巴赫猜想》

　　当时，中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很振奋人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肯定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我想，能不能找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来写一写？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一个传言是，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人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说这个人是个“怪人”，是走“白专”道路的。但是，我们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他在国内没有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大家就提出，写写这样的科学家多好啊。当时，叶剑英还题写过一首《攻关》的诗，陈景润能把这个难题攻下来，是很了不起的。

　　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因为他是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就是写敦煌的大艺术家常书鸿的，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而且，他写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也即将在《人民文学》发表（后来刊发于10月号）。因为那时的作家写工农兵的比较多，写知识分子的比较少，所以大家才想到了他，我以前也认识他。1977年秋天，我开始和徐迟联系。

　　徐迟原来在《诗刊》做副主编，后来响应中央的号召“作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连编制也转到了湖北省文联。我在电话中先问候了他，他告诉我身体还好。我就说明了我们的意思，徐迟说单位正要动员他退休，他准备回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看房子，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打招呼。我说，“可以，我们借调你出来。”他说，能这样那我当然太高兴了。我跟他们单位的领导说明了这个事情，由于《人民文学》是全国性刊物，单位也表示支持。我告诉他单位同意了，他很兴奋。因为有10年被夺去了创作的权利，现在终于能写东西了。我说我安排你住招待所，他说不用，我住亲戚家。两天后，他就到了北京。

　　初会陈景润发表《哥德巴赫猜想》

　　他下决心写之后，我马上与科学院电话联系。说明来意之后，接电话的人委婉地说，我们科学院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陈景润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你们写出来以后怎么作为典型宣传？他表示要向领导汇报。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是方毅同志，思想很开明。我后来跟方毅的秘书联系，秘书告诉我方毅同意写。我就与数学研究所第五科室联系，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很热情，他表示欢迎我们到数学所。1977年秋天，我和徐迟到了科学院数学所。我找到了李尚杰，他说小陈人本质挺好的，可能外面传言说他有一些怪毛病。我这里有很多资料，你们先看一下，然后他就出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穿一身蓝色的棉制服，因为当时已经是深秋了，他个儿不高，戴着一个棉帽，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说，这就是陈景润，然后介绍了我。我给他介绍了徐迟，陈景润说，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两人很快拉近了距离。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景润像小孩一样发出了连珠炮，说不要写我不要写我，要写敬爱的……徐迟笑了，就说我不是写你，是来写数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但是要采访你。他说那行。我们就和他聊天，发现他说话用的都是书面语言，没有自己的说话习惯。

　　为了写好陈景润，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书学论》、《数论导引》等，读不懂，他就向数学家请教。为了全面了解陈景润的情况，徐迟还特意访问了数学家吴文俊、王元、杨乐、张广厚和《数学学报》的负责人等，并阅读了他们的一些学术论文。半个多月以后，徐迟写好了初稿。我和他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来订正了一些事实。

　　徐迟把稿子改好以后，我送交给了张光年。他看了以后连声说好。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在当期《人民文学》刊出，迅速在科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剧烈反响。这篇报告文学把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颠覆了以往报告文学以工农兵为主角，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的做法。它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让“臭老九”第一次成为了报告文学的主角，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其后的若干年里，在继任主编王蒙、刘心武的主持下，《人民文学》陆续刊发了大量有突破性的、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可谓是《人民文学》的黄金时代。

　　口述/周明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

　　◇杂志档案

　　《人民文学》是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文学期刊，1949年10月25日推出创刊号，首任主编为茅盾。1949年9月，毛泽东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1966年6月，《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1月复刊。从1977年开始，《人民文学》陆续刊发了《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等优秀作品，为推动新时期的文学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在1980年前后，《人民文学》的订数曾达150万份。

　　◇《人民文学》历任主编

　　1949年10月－1953年6月，茅盾；1953年7月－1955年11月，邵荃麟；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严文井；1957年12月－1966年5月，张天翼；1976年1月－1976年冬，袁水拍；1977年初－1978年10月，1980年4月－1983年7月，张光年；1978年11月－1980年3月，李季；1983年8月－1986年12月，王蒙；1987年1月－1989年，刘心武；1990年-2005年，刘白羽。现任主编为韩作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