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故城西南七里，有岗曰：“卧龙”。《大明一统志》云：“岗陇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时人以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岗云。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处。“         一． 诸葛草庐
         岗上旧有茅屋数椽，名曰：“诸葛亮庵”（俗称“诸葛庐”），传为三国蜀相诸葛武侯躬耕时所居之处。诸葛亮，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号卧龙。东汉琅琊郡（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早年其父祖避居颍川郡昆阳（今河南省叶县）高阳华里（现划入平顶山市）。诸葛亮在其父祖去世后，投奔任荆州牧刘表属吏的叔父诸葛玄。诸葛玄死后，返“帝乡”南阳郡宛邑（南阳郡治所），躬耕陇亩，隐居求志。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志在千里，闲暇时常抱膝长吟“梁父吟”，以抒其怀。
        东汉末年，帝室式微，先是董卓篡政，后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致使各路诸侯争霸，群雄逐鹿中原。当是时，刘备的势力最为弱小，为成就霸业，求贤若渴，经徐庶“走马荐诸葛”，遂“三顾茅庐”（又称“三请诸葛亮”），求见诸葛亮。《三国志》记曰：“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亮《出师表》则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备三次来访，亮感其诚，遂与其相见。二人促膝长谈，推心置腹，亮为备剖析时局，并为之谋划据荆益、联孙吴、拒曹魏之策。备佩服之至，力邀亮出山，以为其筹画军务。二人之晤面，史称“草庐对”，后被人篡改为“隆中对”，以致贻误后人。
        诸葛亮辅佐刘备，取荆州，定益州，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终成鼎足之势。曹丕代汉称帝，备则称帝于益州（今成都），拜亮丞相。备薨，亮辅后主禅，封武乡侯，以丞相兼领益州牧。亮整官制，修法度，志复中原。屡次北伐，与曹魏相攻战。建兴十二年（234年）病卒于五丈原军中，终年五十四岁，谥曰：忠武侯。后民间小说、戏曲谓其通晓天文地理，料事如神。三国之事经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所刻画，广为流传，最为著称，从而家喻户晓，由此衍生了戏剧：“战宛城”、“单刀赴会”、“借东风”等；典故：“青梅煮酒”、“望梅止渴”、“赔了夫人又折兵”等；习惯中，比喻某人摆谱或架子大，为“三请诸葛”；事出意外，为“大意失荆州”；集思广议，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歇后语有：“刘备借荆州--借不还”，“刘备哭荆州—哭中有计”，“刘备摔孩儿—刁买人心”，“张飞的胡子—硬茬”，“张飞卖豆腐—人强货不强”，等等。
        诸葛亮出身布衣，官至蜀汉丞相，廉洁勤政，对蜀汉前后二主忠心不贰。为匡扶汉室，收复中原，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病卒于出征途中。诸葛亮“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不仅赢得了时人的敬重，以后各代的人们亦非常景仰。
        诸葛亮壮志未酬，含恨而终，殁后其灵不泯，召集泉台部下，回归躬耕地操练，欲与阿瞒决一死战，以遂生前之志。故南阳武侯祠古柏亭北侧石刻记云：“守祠者辄闻兵甲声云。”后惧而移去。         作为诸葛亮的祭祀场所，诸葛亮庵始建时代不详。据清康熙南阳知府罗景《卧龙岗志》考证：“青龙二年～正始元年（234～240年），诸葛亮卒，时沦落南阳的蜀故将黄权等已先在宛，遂与乡人因时节祭祀于卧龙岗或道陌上。”赵均《金石林时地考》载：诸葛庐“在南阳县城七里”。迨至唐代，此处草庐仍存，内有唐《诸葛庐碑》（后佚）。有唐一代，人们敬佩南阳诸葛亮，文人骚客多以诗赋颂扬，如诗句有李白《南阳》:“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许浑《南阳道中》:“荒草连天风地动，不知谁学武侯耕”。胡曾《南阳》诗云：“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主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等等。
        迨至宋代，南阳卧龙岗诸葛草庐尚存，武侯祠内岳飞手书《出师表》跋曰：“绍兴戊午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岳飞由襄阳北上抗金，途经南阳卧龙岗，拜谒诸葛庵，应道士之请，手书诸葛武侯《出师表》，以抒其直捣“黄龙”之愿景。诸葛草庐后遭兵燹。         一、元大德二年（1298年）诸葛亮庵重建，四年春告成。至大二年（1309年），河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何玮扩建诸葛庵，并创建诸葛书院于庵东，皇庆元年（1312年）秋落成。延佑二年（1315年），经中书省平章政事与翰林院集议奏请，敕命诸葛亮庵为“武侯祠”，并为书院颁额曰“敕赐诸葛书院”。
        明正德元年（1506年），经南阳唐敬王弥锑同意，王妃苏氏捐内帑重修武侯祠。南阳历任知府陈正伦、陈梯、段坚、杨应奎，南汝分守道、河南参政顾福及乡民等亦先后修葺武侯祠。嘉靖四年（1525年），河南布政司抚民兼分守汝南道右参政许复礼具呈钦差都督抚治郧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督御史蒋曙，奏请为南阳武侯祠奏请敕赐庙额、祭文，爰定祭品。嘉靖七年（1528年），明世宗朱厚熜赐额曰：“忠武”，又钦定春、秋二祭日期和祭品。春祭为每年春仲月次丁日（旧历二月十四日），秋祭为秋仲月（旧历八月二十八日）。祭品为猪一口，羊一羫，鱼醢，肉醢，菹菜五品；米面食五品，香一灶，烛一对，帛一段，酒二瓶。并颁春秋祭文，敕令南阳府按期致祭。嘉靖十八年（1539年），世宗又遣驸马都尉邬景和来南阳武侯祠致祭。
        诏曰：
        养高隆中，非三顾不起。戮力王室，待二表乃行。观其褫孟德，走仲达，孔明其人豪也。与惜乎将星陨地，中道而殂，汉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表忠有祠，遣祭有仪。灵爽不昧，尚其歆之。
        文曰：嗟哉！夫子兮千载忠臣，伊贼操之挟天子兮夫固唾手而为君。贼智百倍于新莽兮何乃頫首而不敢以即，真赖夫子之在蜀汉兮贼破胆而惊神。嗟祁山之六出兮喜天戈之肆疎，死制司马之魄兮生摄曹氏之魂。惊豪奴与悍婢兮将夺位于主人，有一士焉钳其家兮令彼目卑睨而无因。真千万年一大痛快兮又何出师未捷云，是盖爱夫子者过于望夫子兮故犹以大统未集为嗔。惟予小子之爱夫子兮独不在于一统，而妙正在于三分。肃拜祭而陈祠兮觉夫子大笑，吐喜气而氤氲。
        至清代，总兵张应祥、柯彩，知府朱璘、罗景、顾嘉蘅、傅凤飏，知县吴棠、姚暄、任恺等皆有增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南阳知府罗景在大修施工中，发现地下五通明代唐藩题咏卧龙岗十景石刻，即按石刻十景加以扩建。咸丰三年（1853年），知府顾嘉蘅于祠之南增建“龙角塔”。经元、明、清三代不断重修、扩建，武侯祠始成现代规模。
        民国三年（1914年）又重葺之。至二十八年（1939年），武侯祠尚有祠田479.55亩，主要分布在祠周边的几个村庄，由附近佃农租种。其中有地百亩，位于宛襄夹道南侧至白河岸边，相传是诸葛亮躬耕田，此田不出租，秉承孔明“躬耕”遗风，由祠内道人耕种。田中有井，名“诸葛井”，用以灌溉“躬耕田”。
        武侯祠内现存纪念、颂扬孔明先生的匾额、楹联、碑碣及石刻林林总总，真、草、篆、隶，书法俱全，但祠中存世的石刻多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所作（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及永乐二年，奉旨修建南阳府城和建造唐藩王府，尽毁古碑煅烧为石灰，以砌城墙和建造王府〈当年建造王府溶化石灰的坑塘仍存，现在王府山的南边，今名“油坊坑”〉，故南阳城及周边明代之前的古石刻<碑碣、牌坊、石雕、汉画像石>缺失。存世元代石刻两方，一方在卧龙岗武侯祠内，一通为元代杜昌翁题“晋杜预祠碑”，现在城北七里园沙岗店，晋代医圣张仲景祠墓碑因仆于地而免遭厄运，其余皆为明及之后所作。除此而外，今日所能见到的元代及之前的古碑，皆为出土文物）。武侯祠内的楹联中，最具特色的是大拜殿前的一付楹联。联云：
        身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此联意在平息南阳、襄阳两地对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议，是清咸丰年间南阳知府顾嘉蘅构作。两地争议之产生，是因习凿齿《汉晋春秋》引发。《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诸葛亮躬耕地成了南阳、襄阳两地久争不息的公案，从而形成了“南阳说”、“襄阳说”。         二、“南阳”即古“宛邑”
         诸葛亮《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作为地域名称，“南阳”之名的来历，《史记·秦纪》释曰：“居汉水之北，中国（中原古称）之南，旧名‘阳地’，故以为名。”张衡《南都赋》云：“陪京之南，居汉之阳。”作为历史地名，南阳之名最早见于《战国策》。庄王九年（前688年），楚灭申，置宛（古作“苑”）邑。赧王二十四年（前291年），秦取宛。四十三年（前272年），秦初置南阳郡，以宛邑为附郭。故《大元一统志》云：“宛，春秋楚邑。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宛于是始兼南阳之名。” 由此可知，战国时的宛邑已经被以“南阳”之名。《汉书》、《资治通鉴》：“（新莽）天凤元年，更南阳为前队，宛邑更名南阳县。”故《汉书·地理志》云：“宛，莽曰‘南阳’。”隋开皇三年（583年），宛邑被更名为南阳县，到1994年6月南阳撤地设市止，古宛城世名南阳，宛遂为南阳县的别称。诸葛亮《出师表》之所以不言躬耕于宛，而云：“躬耕于南阳”，是因其时为蜀汉丞相，上表是在四川，如人们外游之时，往往只说省籍‘河南人、湖北人…’,不言乡里。而诸葛亮所躬耕之“南阳”，既是郡名，亦为宛城的代称，可谓一语双关。事实说明，诸葛亮躬耕的“南阳”，就是秦汉南阳郡治宛邑（即秦汉南阳宛城），今日之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是确凿无疑的。孔明先生绝不会因“襄阳说”的追捧，“直把杭州作汴州”，说自己“躬耕于襄阳”。          三、彼“邓县”非此“邓县”
         《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而今之邓县本名穰邑（县），春秋之时为邓侯国。秦为邓邑。两汉之时为穰邑。此后世名穰县,迨至明洪武二年，始省穰入邓州。自是，穰更名邓州，穰县之名不复存在。而之被改称为邓县，则是民国时期的事，在此之前，穰从未被称过邓县。据《汉书》载，前汉南阳郡辖三十六县，后汉南阳郡三十七城，两汉均有穰、邓，穰为今日之邓州（县），邓则为今之湖北樊城。樊城，汉南阳郡属县。《旧唐书·地理志》云：“襄阳郡邓城(汉邓县，属南阳郡，故樊城也。宋故安养县。天宝元年，改为临汉县。贞元二十一年，移县故邓城置，乃改临汉为邓城县)。” 由此而知，《汉晋春秋》所云之“邓县”，当为樊城。而襄阳位于汉水南岸，邓城县（樊城）则在汉水之北，两县隔水而治，按照传统的历史习惯，邓城县不可能越汉水绕至襄阳城西而治,《汉晋春秋》称隆中辖于邓县,不知是凭何据。
        四、秦汉襄阳为南郡属地
        “襄阳说”引《汉晋春秋》，认为汉代时襄阳曾是南阳郡属地，以此证明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其实，秦汉时期的襄阳属于南郡，并不在南阳郡辖区之内。《后汉书·地理志》云：“南陽郡，秦置，三十七城。宛，叶，穰，邓、隨，武当，蔡阳…。南郡，秦置，十七城。江陵、襄阳，邔，鄀、当阳…。”有关襄阳之名的来历及沿革，《水经注·沔水》云：“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汉水），即襄阳县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其土古鄢、鄀、卢、罗之地，秦灭楚，置南郡，号此为北部。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太平寰宇记· 襄州》云：“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始置襄阳郡，以地在襄山之阳为名”。又云：“襄阳县，本汉旧县，属南郡。应劭曰：‘在襄水之阳’，县因名焉。”《太平御览· 州郡部一四》记曰：“《楚地记》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又云：“《十道记》（唐代历史地理志书）曰：襄州、襄阳郡，《禹贡》：‘豫州之南境’。春秋以来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难为南阳郡。献帝时，魏武始置襄阳郡。”东汉末年，曹操夺取荆州后分割南郡，始置襄阳郡。至三国之时，无论是设襄阳为郡或州，一直都是南郡的北界，始终未曾辖于南阳郡。而樊城之隶于襄阳郡，则是在曹魏于襄阳设郡之后的事。
        五、襄阳是否无西
        《元和郡县志》云：“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其实，汉代的襄阳非是无西，《后汉书·郡国志》云：“襄阳有阿头山。”《元和郡县志·襄州》释曰：“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阿头山，一说是襄阳城西之万山；一说今名隆中山(即襄阳隆中之山)。既然城西有阿头山，说明秦汉之时襄阳并非无西。所谓古谚，《元和郡县志》并未言明是何代之谚。《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唐代元和年间，自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及至唐代，其间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历时三百余年，其间战乱频仍，行政区划多经变更，“襄阳无西”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此期间某个时期之事。《方舆胜览》云：“襄阳城本楚之下邑（封建时代，按辖区人户、赋役多寡，将府州县分为上中下三等）。秦兼天下，以汉以北为南阳，自汉以南为南郡。魏分南郡置襄阳郡，自赤壁之败，魏失江陵，南守襄阳。”自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352年），秦攻楚夺取下郢，置南郡，襄阳为其北界。三十五年（前326年），秦夺韩宛邑置南阳郡，以宛邑为郡治。中国传统习惯，无论疆域或田地、民宅，皆有四至。襄阳北界汉水，已毋庸置疑，然始终未言明襄阳的东、南所邻及四至的实际距离，《元和郡县志》单单谓之其西至“在县西十一里”，是“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其依据显然是来自《汉晋春秋》，因古图籍未能传世，其说颇有牵强之嫌。《元和郡县志》所言之“言其界促近”则为事实，襄阳为楚之下邑，其西无所辖之城邑，自然也就“无西”了。而事实上，襄阳城北枕汉水，水之北即樊城（汉南阳郡邓县），两城隔水相望，若以此论之，当云“襄阳无北”为是。
        赤壁之战后，曹操丢失江陵，襄阳成了曹魏的南方要塞，濒水筑城，以汉水为堑，战略地位始著；而江北的樊城，南濒汉水，北去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故南阳古谚云：“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东汉末年，曹仁屠宛之后，司马懿驻节南阳，古郡城虽一度恢复生机，最终毁于南北朝无休止的战乱中。《齐书》云：“齐永明五年（487年），荒人桓天生与雍司二州蛮相煽动，据南阳故城，请兵于魏。将入寇，诏萧景先讨平之”。《齐书》既称南阳郡城为故城，极有可能南齐时南阳郡城已经残破，南阳新城当已易地重建，新建的南阳城规模大为缩水，至明代时城池周长六里有奇，仅为秦汉郡城的六分之一。元魏踞宛后，以宛城置北荆州，后移郡治于穰。隋更北荆州为邓州，降宛邑为南阳县，故《隋书·地理志》云：“南阳古帝乡，缙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自是，南阳由繁盛的“南都”、“帝乡”，沦为边陲之地，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偏于中原一隅。东汉末年，南阳城人口尚有百万，因袁术据宛后的横征暴敛，魏将曹仁的屠城，人民或徙或亡；唐代“安史之乱”，南阳遭围城一年有余，《唐书》载：“南阳遭大乱之后，距邓州二百里人烟断绝，遗骸委积于墙堑间。”宋金时期，南北对峙，南阳为战争前线，连年争战不已，已是民不聊生。至明末，南阳连遭两次屠城，居民死亡殆尽。故清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兵防》曰：“南阳古兵冲，天下有事，受祸最烈。”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更迭，都是在经历了惨烈的战争后才完成改朝换代，故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慨叹：“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载《全元散曲》）。明代有古谚云：“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三国之后，连年的战乱，南阳古城池遭到毁灭，战略地位逐渐逊于襄阳，这也就是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政治中心南移襄阳说”。在此顺便一提，以使读者对此个中原因有一梗概了解。 
         “襄阳说”认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不仅现代人不予认同，即便是古人亦不认同。元代翰林院学士承旨程钜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云：“传曰：‘有功于民则祀之。’侯之功，万世之功也，于祀为宜，祀于其居为尤宜。”故斥资重建南阳诸葛庵，朝廷赐额，更诸葛庵为武侯祠，以为诸葛亮的祭祀场所。《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载：明嘉靖初，礼部批复的《钦差提督抚治郧阳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蒋曙据河南布政司抚民兼分守汝南道右参政许复礼为乞赐南阳武侯祠祀典、题额呈照》中云：“襄阳不过（是）亮与隐士庞士元往来游息之地。”明末人氏张岱的《夜航船·地理部》亦云：“卧龙岗：南阳府城西南。即诸葛亮躬耕处，有三顾桥。”同为祭祀诸葛亮之场所，明朝时襄阳隆中之处则叫诸葛亮庙。《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 祀典》记载：“正德二年十一月，内该襄府暂理府事光化王奏称：‘襄简王先年慕隆中佳秀，择为茔葬之，后任事之人不能体王之意，将诸葛亮庙迁于山之左臂，地既非宜，庙且陋小。隆中东去数十步有一窝，欲将亮庙挪移修建等因。’”不难看出，在封建时期，自朝廷及至地方官府，均认为诸葛亮躬耕地是在河南南阳的卧龙岗，而非湖北襄阳的隆中。元代时期的南阳诸葛庵，已被蒙元朝廷赐名“武侯祠”，而襄阳隆中至明代仍还被叫作“诸葛亮庙”，孰是孰非，其中可见端倪。
        另据《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载，明嘉靖丁亥（1527年），南阳府叶县人氏牛凤由太仆转南京太常卿后，便道过家，始谒武侯祠。见祠内君臣均南面，名份不分，且祠宇破败，遂捐金修缮，将塑像正位。其《改正诸葛亮侯祠记》云：“不期月，庙貌完矣。……既而游观山寺，有断石幢在焉，刻文仅数十字，中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高阳华里，然后知侯之父、若祖自琅琊避地，曾寓于此而葬焉，躬耕南阳尚在厥后。祠而祀之，信有由然。再考石幢岁月，盖隋文帝开皇壬寅（582年）物，去先主见武侯于隆中之岁三百一十六。其居此地而葬，必先十馀年，是以坟墟犹存。今距开皇壬寅年馀九百六十一世远，坟没不知其处，固不足怪。”隋开皇二年的断石幢及牛凤《改正诸葛亮侯祠记》，即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有力佐证。
        六、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是必然的选择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秦汉时期的宛城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大都会之一，《盐铁论》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新莽时期号“南都”，是全国的五大都市之一。南阳又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里，是其“龙兴”之地，称为“帝乡”，其云台二十八将多为南阳人氏。故《后汉书》云：“河南（即洛阳）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当时的南阳郡城，周长三十六里，郡城内房宇栉次鳞比，大城环套小城，居者多是帝胄勋戚、富商巨贾。宛城北部是全国著名的冶铁工业基地，冶铁作坊面积达数千平方米，冶铁技术领先世界千余年，冶炼的钢铁质量上乘，史称：“宛巨铁釶，慘如蜂蠆”。两汉时期的南阳太守召信臣、杜诗先后大兴水利工程，溉田万顷，使南阳成为富庶之地，至东汉末年，宛城人口已逾百万，是仅次于京师洛阳的大都市。由此可知，东汉时期的宛城何其繁华！李白《南都行》诗云：“遨游宛与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可见即使到了唐代，宛城仍不失为屈指可数的旅游热线城市。
        在战略意义上，南阳地处南北孔道，控扼着南北交通，境内交通四通八达。南下有宛郢古道（后作“宛襄古道”，亦称“宛襄隘道”）经襄阳通往楚都下郢，北上有三鸦路连接京师洛阳，东北有古夏路可达中原腹地，西去有商於路、武关道联接古都咸阳、长安，东有东南大道可下江淮、吴越。境内又有数千年航运史的古白河航道，白河航线北至鸭河口水库淹没区中心的刘村，泛舟可经由汉水直达长江，交通甚为便利。故诸葛亮云：“此，诚用武之国。”在当时，文字的载体是竹简，官方通讯靠驿传，民间书信则赖以“鸿雁传书”，交通、信息交流手段极其落后，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抑或其它方面，襄阳实难望“帝乡”南阳（宛邑）之项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宛邑），是洞悉时局风云变化的最佳选择。汉代的襄阳仅是末流城市，《后汉书·郡国志》云：“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后汉时期，南阳郡三十七城，宛邑为首县。南郡十七城，江陵首县，襄阳则排于第八。而当时的襄阳，仅只是曹魏政权南端的军事重镇，抗拒孙吴的南部屏障。
        事实上，诸葛亮出山之前，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儿，并非誉满海内的名人高士。诸葛亮既非东汉初年不愿作官，四出钓鱼的严子陵；亦非东晋末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只愿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游哉悠哉的陶渊明。南阳武侯祠大拜殿匾曰：“隐居求志”、“宁静致远”。所谓的“隐居”，是后世之人誉美之辞，说白了，诸葛亮“隐居”（躬耕）于此是为了“求志”，其“宁静”则是为了“致远”（飞黄腾达）。其实，诸葛亮未“闻达于诸侯”之前，本是无名之辈，其自比管、乐，表明其志向远大，绝不会呆在襄阳城西的山坳里作个山野村夫，坐井观天，终老其生。当时的诸葛亮如同今日的待业青年，至襄阳投奔其叔父诸葛玄以谋出路。诸葛玄死后，失去依靠，他不仅得养活自己，作为兄长，还要负担起一家人的生计。回到南阳后，在宛城西南的卧龙岗上搭几间茅屋栖身，种几亩地以解决吃穿。卧龙岗地处高阜，经穰邑（今邓州）南去襄阳去往楚都下郢的官道穿岗而过，且距南阳郡城不足廿里。居住于此，不仅能洞察时局动向，及时了解天下大事，且能寻找机遇，以达“求志”之最终目的，故诸葛亮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信其然也！
        宛城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