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语文教材传达的价值观显然不应是古代的那种纲常伦理,当是平等、自由、自信、诚实、包容、仁爱这类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
当语文老师不教语文
说到语文教材改革,笔者不由得问一句:我们还记得刚上学时的语文课文么?我现在回想起中小学的语文教材真觉得充满着荒诞意味。 我1977年上学,尚未行改革开放,课本中遗留浓厚的极左色彩。有一课只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一课是一首顺口溜:“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外加歌颂上山下乡、人民公社的几篇文章。
一个未谙世事的孩童,第一次接受语文教育,就是充斥着“打倒”、“斗争”的口号和歌谣,典雅而美妙的汉语言文字滑到其最粗鄙、暴戾的一面,不亦悲哉。后来的语文教材,加了一些抓纲治国、农业机械化之类的内容。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一年级语文课中被打倒的一位领导人,其领导安源罢工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课文中。同一个老师,同一间教室,同一帮孩子,几年内读这样两篇对同一主人公褒贬完全两极的课文,孩子们会学到什么?语文教材其实一直在改,不过往往是根据形势被动变脸。即使粗鄙的课文退位,代之是那些《荔枝蜜》、《茶花赋》之类的“美文”,老师也要把它们大卸八块,一句句引申微言大义,直至落实到整个中心思想,一定是歌颂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我一直疑惑我们的语文老师和政治老师究竟有什么区别?
孔子教语文注重美学
完全让语文不染一点意识形态色彩是不现实的,古今中外语文教育都有其“教化”功能。新文化运动以前,新式教育体制并未推广,大多数地区还是传统的私塾或书院式教育,语文并不是单独的一门课程,品德教育和语言文字教育混杂在一起,教孩子识文断字时,便按照主流价值观熏陶孩子,比如忠孝仁爱礼仪廉耻等等。蒙学课本《三字经》、《增广贤文》莫不是这样。在中国这样一个极重名教的国度,如此做很正常。至圣先师孔子当年就是这样做的,将德育和美育一起搞,弦歌之中,对学生施行文学教育、品德教育和职业培训。
可孔子不是庸俗地、急功近利地教导学生怎样做一个通晓礼法的士,孔子注重循循善诱,用美妙的诗文来教化学生。《论语》中师生们对话多处引用《诗经》。“子贡问曰:‘贫而无谄,富尔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子贡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可算是融汇德育与语文教学中的范例。我们想想,如果孔子把《诗经》开篇的《关雎》,拆得支离破碎,味同嚼蜡得阐释君子当发乎情止乎礼,学生怎么能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感受?
让孩子感受到语文之美
话题回到今天的语文教材乃至整个语文教学上来,我以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教材的内容,即选什么样的文章;二是怎样向学生讲解这些文章。课文固然应当是美文,美文被讲授时更需要传递美感。
文章之美自然见仁见智,文章所蕴含之“微言大义”亦如此,但我想在一个时代应当有普世标准。从文章之美来说,起码应有音韵和辞章之美,那种充斥暴力与仇恨的粗鄙文章传达不出这样的美。从其“教化”功能来说,体现的应当是普世价值而不是逆历史潮流的价值观。孔子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几千年皇权时代,中国是宗法社会,让孩子们读《弟子规》、《颜氏家训》、《三字经》,潜移默化地接受父慈子孝君明臣忠夫唱妻随等价值观,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的。可是到了清末,传统的秩序不能再维持下去,还用这种东西教化小孩,岂不是刻舟求剑?“打倒孔家店”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将对孩子传统的教化模式推翻、更新,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救救孩子”。现代的语文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蔡元培等人推崇“美育”便是这样的努力。首先要让学生感受到民族语文的美,有种自豪感,才能在品德上对其陶冶。现代的语文教材传达的价值观显然不应是古代的那种纲常伦理,当是平等、自由、自信、诚实、包容、仁爱这类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
关键是老师怎么教鲁迅的一些文章从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撤离,本不是个问题,鲁迅固然伟大,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很多。选文对鲁迅也罢,对别人也罢,应当有相同的标准。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念中学时,鲁迅文章在语文教材的比例中确实相当大,鲁迅的文章亦非篇篇精品,教育当局过去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因此选了许多被誉为“匕首、投枪”的杂文,可是我们回想一下,哪些鲁迅文章对我们印象最深?往往是有大悲悯,见真性情的小说和散文。
因此减少鲁迅的文章,选一些金庸的文章,没什么大不了。可内容变革了怎么办?还是那样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一切教学活动为了应付选择填空阅读理解那种死板的考试。那么爱看金庸武侠小说的学生,在课堂上听语文教师一段段分解讲授金庸的小说,照样会觉得索然无味。
一个曲线很美的身躯,在画家眼里是艺术,获得的是美感;放到医生的手术刀下,美感全失,无非是肌肉、骨骼和皮肤组合而成的碳水化合物。语文教师应当是画家而不是外科大夫。□十年砍柴(北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