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1月26日，两名背着大包的农民工在郑州火车站准备乘车回家。当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民间俗称“小年”。在郑州火车站，南来北往的农民工背着重重的行囊，准备回家过年。 新华社记者 赵鹏摄

　　过年的传统通行古今、朝野、雅俗、城乡，不是靠繁文缛节来维系，更不是靠公权公帑来强化，而是顺乎人情，合乎天理，行于民间，成了习俗，方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又要过年了。车站内外的千万张面孔，或兴奋或焦灼，都在诉说着回家的渴望。哪怕千里迢迢，纵使一票难求，也挡不住一往无前的身躯，去圆满心中一年的牵挂。

　　几千年来，不管城头的大王旗如何变幻，中国人对家的情怀几乎始终如一，它已化入血脉里，或许曾受梗塞，但从未消绝。过年的时候，其表现更是极尽其致。到如今，尽管年味似乎越来越淡，还是没有什么传统能像过年团圆一样，调动起从庙堂到乡野的举国情感。正因为凝聚着全体中国人的情感，这个年，才成为“中国年”，它是绵延千年的农历春节，而非改元百年以来的西历元旦。

　　一个国家的时间，两种历法来度量，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微妙处境。历法曾是颇为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正朔，所以统天下之治也”。在辉煌的过去，中国发明的农历通行于东亚各国。但到近代，后起而主导世界的西方，其历法被此间纷纷效仿。背负几千年农业大国传统的农历，则被逐渐弃用。就连中国本身，无论民国之初，还是共和国之初，都改用西历为官方历法，以接上外部世界的轨道。

　　对于传统，更改历法并非孤立事件。清末民初以来，许多文化人一面开眼看世界，一面斜眼视传统，尽管不是完全一边倒，也俨然为主流。五四先贤尚把矛头集中在“三纲五常”、“吃人礼教”，后来由文化进于政治、社会，由观念推及习俗、器物，由反思传统变为反传统，愈演愈烈，传统几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到“文革小将”“破四旧”之时，就连家庭伦理也几被瓦解。

　　如何对待传统，就是如何对待先人、对待历史。过去长时间的反传统倾向，既显示出在先人面前的自负，也流露出在外界面前的自卑，结果造成了深深的断裂与自我陌生感。是故，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建设正名不久，文化上的“寻根”也随之开始，延续至本世纪，国学热、儒学热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复兴传统不只是文化圈内的事，政府之手近年也频频显现。清明、端午、中秋成为法定假日，孔子学院遍及全球，祭黄祭炎祭孔大典屡屡上演，等等，尽管其间有“假日经济”的揣测，有“意识形态输出”的担忧，有“越位僭制”的怀疑，但尊重传统、重建文化自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很大范围内的共识。

　　传统说到底，就是先人的生活方式与经验。传统的可贵，并不是因为像古董那样越久远越值钱，而是能供我们以启示和借鉴，让我们更好地生活于当下，这是其实际价值。事实上，蔑视先人经验者，往往也不尊重同时人的经验，甚至迷信天纵的英明。可惜的是，历史不能打草稿，可怕的是，人被当作计划的试验品。如果老办法还很好用，我们就不必煞费苦心自作聪明刻意求新；而当它失去现实意义，也不必墨守成规自缚手脚故作特殊。一棍子打死或全盘照收自然都不可取，但什么是“孩子”，什么是“洗澡水”，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有时并不那么容易界定，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检验传统的实际价值，也只有依靠实践标准，渐进改革的合理性也正在于此。

　　不过，传统还有其“无用之用”，其情感价值同样殊为重要，长年累月下来，它可为群体营造共同呼吸的精神空间，形成令彼此亲近的人格特质。“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同一个精神家园内，社会的运转就要通畅得多，就有望获得超越刚性稳定的柔性和谐。

　　回家过年正可让我们看到传统的双重价值有一即可。天地不言，如何计时只是人的方便法门，怎么方便怎么来，农历在规范生活中让位于西历，不必为之叹息。而长期形成的农历节日，我们仍然照过不误，尤其是过年，焦头烂额也要挤回家团圆，无他，唯感情所系尔。

　　只要圆了这份情，以什么形式去过这个年都不重要，看新时代的春晚也好，打“国粹”麻将也好，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就好。过年的传统通行古今、朝野、雅俗、城乡，不是靠繁文缛节来维系，更不是靠公权公帑来强化，而是顺乎人情，合乎天理，行于民间，成了习俗，方有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

　　相形之下，近年有些人士有些地方兴传统、倡文化，还流于肤浅化、形式化乃至灌输化、强制化，如有人提议把汉服定为“国服”，有人更是呼吁立儒学为“国教”；有学校指定背诵《三字经》，有教育部门则只许背诵“洁本”《三字经》，等等。传统士师的起信力量，是以人情物理为根据，以自身人格为保证。而如今一些人为官风所染，往往想着如何站在高处，或作为左右手，按一己之偏好，把下面的人给“化”了。

　　国家文化建设根在何处，可以从民众回家过年的背影里去寻找。不管是复兴传统，还是构建新文化，如果既不实用，也无“无用之用”，只是自以为有用，那就是瞎折腾。无论是对内的合法性，还是对外的软实力，都须源于人们心灵深 相关阅读：

　　资料图片:1月26日，在山东打工的耿立波背着大包在郑州火车站转车准备回云南老家过年。新华社记者 赵鹏摄

　　每年春节，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说这些话的，十之八九是进京务工的外地人。每年春节，公司都会为假日期间的值班人员排班犯愁，因为这些新兴行业的年轻员工以外地人居多，一到春节大家归心似箭，即便值班可以有两到三倍的工资，也很难诱惑多少人留下。事实一再证明，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过年就是要和亲人在一起，没有亲人的地方，只是我们栖息的房屋而不是可以让我们有归属感的家。

　　为了回家，我们可以披星戴月到车站排队买票，为了回家，我们可以忍受车站、车厢里的拥挤混乱，不怕长途旅行导致的身心疲惫，为了回家，我们舍得花费平时不舍得花的钱高价买票和为亲友购置新年礼物。虽然，春节在家待的时间可能还没有来回路上耗去的时间多，可是毕竟是和父母亲人在一起辞旧迎新了，也就了无遗憾了。和父母亲人一起过年，纵然辛苦，也很幸福。

　　在家和工作的城市之间如候鸟一样飞来飞去，恐怕是快速城市化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乃至几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尽管城市需要我们，却没有敞开心扉完全欢迎、接纳我们。尽管我们为之奉献青春和激情，却依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把我们阻拦在城外；尽管我们也期待能把父母都接进城市过一个特别的新年，却发现狭小的蜗居根本无力为他们安放一张床。在这样的城市里，每到过年，就会让我们感到陌生和孤独，每到过年就会想要快速地逃离。

　　城市文明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城市文明不只是高楼大厦柏油马路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城市文明还需要人文关怀，要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找到家，而不是时时处处把自己当成过客。让阖家团圆不再是只有春节才能圆的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新京报)

　　资料图片：1月26日，两名背着大包的农民工在郑州火车站准备回家过年。当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民间俗称“小年”。在郑州火车站，南来北往的农民工背着重重的行囊，准备回家过年。 新华社记者 赵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