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深陷学历造假漩涡的唐骏旗下的网游公司联游网络，通过借壳大华建设在纳斯达克上市，唐骏以3000万美元的联游估值，获得了大华建设增发的2500万股普通股，成为大华建设第一大股东，同时出任大华建设董事长。

这是继唐骏学历造假被揭露之后的又一爆炸性新闻，这一消息让人多少有些瞠目。唐骏没有为造假之事向公众道歉，没有引咎辞职，反而继续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仿佛造假风波与他无关，不管舆论沸腾，他自岿然不动。

无独有偶，禹晋永、李一等被接连揭露出造假、诈骗行为，当事人都没有任何致歉的表示，更别提那些犯了错误又继续大权在握的官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事情也渐渐地淡出了公众视线。这让人不得不诧异于中国社会怪异的道德环境，为何这些触犯到社会道德底线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为何他们可以对公众舆论置若罔闻？在对他们的“良好定力”唏嘘不已时，我们不得不担忧社会道德在溃败。

时代周报：在造假事实确证无疑的情况下，为何当事人仍然不为自己的行为道歉？社会的惩罚机制为何纷纷缺位？造假成本如此之低，公众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尺度为何越来越大？我国产生社会道德溃败趋势的根源是什么？如何重建社会道德体系？

范以锦 媒体没有惩罚权，但不能放弃监督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到了监督的义务，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就觉得自己无功而返。道德上的谴责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会对他们的社会形象、影响力起到削减作用，如果媒体没有揭露，他们的社会危害可能会越来越大。

同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展现出来的媒体监督力量，会对社会起到警示作用，使有类似行为的人会收敛一些，使本来想这样做又没有做的人不敢做了。因此，即使媒体没有办法彻底地解决问题，但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件，还是要继续监督，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媒体有监督权，但没有惩罚权，所以这些人依然可以自由自在，对舆论置之不理。现在，我国的一些法律、规章还不够健全，存在许多管理空白，像类似事件由谁来管，管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很多人钻了法律的空子，最后逃之夭夭，有关部门不作为，该管的没有管，这是政府的问题。

这些人既然有胆量去造假，就会有这样的胆量不认错，同时，这些事件也暴露出我们的道德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在极“左”年代，政治高压下形成的道德有很多虚伪的成分，像打小报告、穿小鞋、互相批斗，都是不道德的；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道德体系被打破，这些行为减少了，但是新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在探索与彷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类似的事情也是必然的。

在转型期，道德体系不完善，是非观念模糊，一些人为了某些利益，愿意冒道德风险，不断地冲击社会道德底线，而社会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制约他们。通过社会道德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建立起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体系，整个社会都出来谴责，这种人和事就会失去市场。那时，如果这些人还不认错，还是沿着原来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就肯定会碰壁。而构建新道德，媒体需要更加积极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廖新波 行政更要讲道德，名人应起模范作用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当事人应该要向社会道歉，并交待清楚这样做的原因，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光辉”，反而可以挽救他们的公众形象。不道歉会对社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因为它变相鼓励了不道德行为。

在国外出现这种事情，肯定会要引咎辞职，比如韩国外长，他的女儿造假，他都要引咎辞职，可见国度不一样，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我们现在既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也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没有一套健全的道德法则和法律去约束个人的行为。所以，他们可以不顾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虽然这只是个案，但是它们折射出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社会的道德诚信不够好，不管是公民的道德，还是行政道德都不完备，唐骏只是社会道德问题的冰山一角。很多政府官员并没有站在人民的利益上，为民办实事，而是假话、套话连篇，这也是行政道德问题。

现在中国的诚信度比较低，从食品、药品到文凭，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无处不在。媒体应该通过曝光这样的事件来唤醒人们的诚信意识，而名人更应该要起到模范作用。对于道德问题，我们既不要放大，也不要看小，道德诚信建设确实要成为我们着重关心的内容。

诚信问题的出现跟一些制度有关系，比如三聚氰胺并不是规定的添加剂，也不需要添加，但是企业为了通过奶制品蛋白含量检查，把它加进奶制品里面。这种情况，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对一些行政检查制度进行反思。

又如，用人单位对文凭过分看重，习惯于“先敬罗衣后敬人”，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学历教育和用人制度的反思。并不是获得了博士的头衔就一定办事能力强，很多人知行不一，很多人没有文凭也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在医院，有一些硕士、博士的能力还不如本科生，如果用人单位不看重文凭，那么学历造假现象就会减少。

因此，要构建一个诚信的社会，还需要从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信力建 计划体制摧毁诚信，重建道德体系需健全的市场经济

现在的中国人缺少信仰，所有的道德体系都与信仰有关。撒谎在基督教和佛教的信仰体系里面都是不允许的，在西方天主教国家，《圣经》里面摩西跟人类约定了十诫，其中之一就是不能说谎，在佛教里面也有“不打诳语”的戒律，但是在中国的道德体系里面，缺少这种信仰，并不会因为说谎而受到惩罚。

在美国，对上市公司有严格规定，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有欺骗公众的成分，他们就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西方国家的信用体系很完善，所以它们的银行、金融、信贷都很发达，这也是推动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我国，道德的监督还不够有力，所谓“吹牛是不需要纳税的”之类的言论很有市场。历史上，我们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在农耕社会，商品的交流很少，也就没有形成一种契约，构建一套诚信体系。而在西方国家，有重商主义传统，商业社会的诚信诉求非常高，契约意识很强，因此，诚信体系也相当完善。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建立商业社会，也必须要构建信用体系。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商会和行业组织，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谴责，诚信深深地植根于社会需求里面。比如，大家都是卖布的，有一个人卖假布，他就会影响到所有卖布的人，这种破坏行业的人会被驱逐出去，这种对诚信的需求，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别人。又如，如果你是一个诚信的人，别人就会贷款给你；而如果你不守信，别人就不会贷款给你，这也是与个人利益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过去我们只有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本身是摧毁诚信的，在这个体系里面，没有商品交换。因此，只有上下之间的关系，没有横向关系，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建立契约，也就不需要讲诚信问题，而这种不良的道德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

展江 不道歉是中国人精于计算，重建道德必须“上行下效”

当事人没出来向公众道歉，并不代表他们对揭露不关心，他们的压力肯定很大，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回应。东西方的伦理观念差别很大，如果在西方国家出现造假的事，肯定必须向公众道歉，或引咎辞职，但是在中国却未必。

在法治国家，道歉是一个传统，对公众撒谎，特别是撒大谎，是严重的道德败坏行为，在基督教伦理里面，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在我国，似乎正好相反，很多人认为不撒谎就办不成事，而道歉就意味着自己有错或有罪，防线就被攻破了，所以不能道歉。中国人很精于计算，如果他觉得道歉的风险比不道歉大，或者道歉的收益比不道歉小，他就不会道歉。

在西方社会，道德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层面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品质不好，人家就不会用你，诚信记录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还会和收入、工作挂钩。中国现在没有建立起这种制度，反而出现了逆向淘汰的局面，说谎的、吹牛的能够得志，诚实的人反而倒霉。

现在，整个国家的道德风气很不好，有些掌握公权力的人品德非常恶劣，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大众道德败坏是跟他们学的。唐骏这些人的行为需要谴责，但他们并不是社会上最可恶的人，任何一个被中纪委“双规”的贪官，都可能比他们更坏。我不是要替他们开脱，只是想说问题的根源并不出在他们身上，而是整个社会有病。道德的溃败，公权力要负主要责任，它们起着不良的示范作用。

要健全社会法制，首先要对官员进行监督，官员的行为端正了，整个社会的风气才会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纪委每年的报告都要讲到腐败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制不彰，另一方面确实是道德有问题。光靠道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法制和道德共同起作用才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它要求建立公序良俗，如果你违反它，就要用国家机器来惩罚你。

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缺少信仰，到最后都转向了信仰权贵和美色。社会风气败坏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论商场、官场，说真话的人不被重用，而溜须拍马的人，常常得到提拔，最后形成恶性循环、逆淘汰。

我们要守住社会道德的底线，如果底线没有了，这个社会就崩溃了，要重建社会道德体系，首先要对严重的道德败坏行为进行揭露，媒体的言论版可以倡导一些东西，比如多介绍一些国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