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从儿童教育开始,为此,历史上的一些专业人士还根据儿童的接受和记忆特点,专门编撰有相关的读物,从形式上看,这些读本往往是朗朗上口的带韵文字的组合。这类教育学,被称为“蒙学”,这类教育读物,被称为“蒙学读本”。既然说“自古以来”,那么“古”到什么时候?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史籀篇》是已知最早的蒙学类识字读本,虽然历代对于此读本的形成年代曾有争论,但至少是可以说相当早,一说是战国时期。之后,历代又有更多的蒙学读本出现,内容从识字类增加到百科常识、人伦规范、人生哲理类等等。
在这类读本中,影响较大的有西汉的《急就篇》、南朝梁代的《千字文》(此文还被佛教界用于对于大藏经的编号)、北宋的《百家姓》、南宋的《三字经》和清代的《弟子规》等。自从《弟子规》问世后,人伦规范类的蒙学读本之最有影响者,除了《三字经》,当推《弟子规》了。(鉴于此两者的重要性和影响之大,我曾经建议我的一位研究生以此两者为文本,撰成《基于蒙学读本的传统儿童道德教育思想研究》的学位论文。)
《弟子规》本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山西绛州的一位秀才、时人称“李夫子”的李毓秀所编的《训蒙文》,从这个题目来看,这是非常明确的教育(训)儿童(蒙稚)的文本,王阳明撰有《训蒙大意》,专门阐明如何对儿童进行教育,所以,“训蒙”一词亦自有据。后来,山西浮山人贾存仁(据余跃龙调研考证,其生卒年为1724~1784)修订了此文,而有《弟子规》之名,从此才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后来也有的《弟子规》本子将作者之一标为贾有仁,但依《浮山县志》有关贾存仁的记载,提及他撰有《弟子规正字略》,《弟子规》当是更为简洁的流行名称。在传抄过程中,“存”字也有可能被误认为“有”字。
《弟子规》的内容,是属于行为规范类,尽管也有识字的功能,但主要还是告诉人们做一个社会人应当懂得的规矩,以及应当如何将这些规矩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内容依《论语·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段而安排,因而显得更有逻辑性。而这一段经过三字一句的形式性的统一之后,也成为《弟子规》的序文,并因此而分为七部分,即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学文,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是以礼的教化为先,文的教育为次,以此为教育方针,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整体来说,《弟子规》实际上进一步发挥了《论语》中这一段落的内容,有点像佛教中的“变文”,即将一段经文加以发挥,可以形成很长的篇幅,很丰富的内容。但《弟子规》将这种“变文”的文字处理得更整齐而有韵味,更适合于儿童朗读记忆。
相应部分的内容,《弟子规》用具体的事例规范了青少年们如何行孝、如何行悌、如何严谨地生活、如何守信、如何关爱他者、如何亲近仁者、如何在此基础上还有余力的情况下进而学习文化知识,这七个部分中,每一部分的篇幅并不是完全等同,前六个部分重地伦理道德的践行,没有这样的道德实践的教育,而只重视知识的教育,或者说,只重“文”而不重“行”,在《弟子规》看来,这样培养的人,“成何人”?这个观点不是很重要吗?
《弟子规》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不只是有些家长重视,有些公司也将其作为员工教育的读本,甚至佛教界推广此读本也很尽力,一些寺院开设的国学班中,《弟子规》是必读教本,这也是人们对于当下社会对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道德实践某些不足的反省。
在众多的有关《弟子规》的解读作品中,由钱文忠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所讲授的《弟子过》并据此整理成书的《钱文忠解读〈弟子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作品之一。此书既依据作者在百家讲坛的讲稿整理而成,自然有着这个讲坛的风格,通俗易读,深入浅出,故事较多,文字活泼,编排讲究,以其“故事性”为例。钱文忠教授对《弟子规》中阐述的行为规范,又用相应的故事演绎出来,这更有利于读者加强对于原文的理解。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作者将《弟子规》中的一些例子在今天的适应性问题加以分析,重在说明此类例子背后所强调的行为规范的重要性。这是值得倡导的。
此书适合于社会大众作为家庭教育乃至职场教育的读本来阅读,故特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