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人才观讲究德才兼备、强调以德为先，不是没有道理的。现代的人才观似乎更偏重于才而忽视了德。不管人格高下，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足矣。殊不知，当一个人道德败坏时，其才能越大，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在人生谢幕前对自己的一生所做的回顾和总结，值得我们仔细体味其中的道理。孔子的这段话，其实就是给出了人们在提升自我的人生境界方面的不同阶段和步骤。

　　所谓“志于学”，就是自觉地意识到了学习的意义，“学”乃孔子的志向所在。这里所说的“学”，不仅仅包括读书，更主要的是指习礼。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俎豆”系古代人们祭祀用的器皿。儿时的孔子即开始练习礼仪，这是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三十而立”，立于什么？“立于礼”。一个人在人格上的独立，其实是个伦理道德问题。“四十而不惑”的“不惑”，是指知道了为什么遵循礼仪的理由，即不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孔子又讲：“知者不惑”。怎么才能“知”？儒家主张“格物致知”。所谓格物的“物”，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外物，而就是“做事”而已。格物致知无非是通过“物”的道理来领会“做人”的道理。“五十而知天命”是说孔子五十岁上明白了伦理道德的总根源，即最高那个道理，但尚局限于“知”，故有待于落实到“行”。“从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大自由、大自在，是那种达到了既自由自觉、又自然而然的物我合一、圆融无碍的状态。在这个阶段，天道与人道已泯然为一、了无分别。一个人不论怎么想都不会超越规矩的约束，而这种约束亦失去了外在强制的意义，而是完全吻合了人的主观意志的欲求。这也正是儒家在人格建构方面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境界。

　　冯友兰先生则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说，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就是那种未经自我意识反省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存状态，亦可谓按照本能生活的状态。此时的人属于“庶人”，他还“不知有我”，这也是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它也符合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观点。功利境界的人自觉地追逐自我利益，是“有我”状态，其人格为“小人”。道德境界不是索取而是牺牲和奉献，因而达到了“无我”状态，其人格是“君子”。天地境界意味着天人合德，也就是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它达到了“超我”的状态，其人格是所谓“圣人”。故二程曰：“圣人即天地也”。冯友兰的“四境界”说虽然在形式上与孔子的不同，其实它们在究竟处本无二致。

　　人生境界的提升过程，也就是人的自我觉解和觉悟的过程。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成长和提升中，未必一定能够达到圣人境界；但对这一超拔之境界，须持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般的敬畏。在人格境界的成就方面，也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

　　传统的人才观讲究德才兼备、强调以德为先，不是没有道理的。现代的人才观似乎更偏重于才而忽视了德。不管人格高下，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足矣。殊不知，当一个人道德败坏时，其才能越大，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怎样才能使人有德呢？这就离不开人生境界的修养和提升这条路径。

　　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无不是目光如炬，两眼炯炯有神。他为什么异乎常人？就在于这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自然流露，是境界的折射，装是装不出来的。儒家讲究所谓“圣人气象”，它无非是圣人境界开显的结果罢了。现代人的目光何以往往有些游移不定，有些迷茫和空洞，原因何在呢？大概同今天的人们不再注重境界的提升不无关系。

　　人的境界不同，为人处世的姿态也会大不相同。提升人生境界，决不是让人们放弃庸常生活和俗务，决不是让人们逃避现实、“遁入山林”做“隐士”。它不仅无碍于做工、务农、治学、从政、经商，相反倒是有助于各行各业的成就。因为它解决的问题，不是做还是不做，而仅仅是如何做，即究竟以怎样的态度去从事这些行业才恰当。为什么会有政治家同政客的分野？为什么会有儒商同小商小贩的分野？为什么会有科学家同工匠的分野？为什么有的人把职业当作事业甚至志业来做，而有的人仅仅是把职业当成混饭吃的行当？其中的差别安在？说到底就在于境界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