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和书院韩星院长访谈录 - 和谐文化 - 和谐网【和谐中国网】传播和谐文明中国Hxzg.Net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和书院院长韩星先生访谈录

【和谐中国网】

【人物简介】韩星，男，1960年6月出生，陕西蓝田人。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

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国际南冥学研究会副会长、中韩文化交流丛书编委、中国儒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孔子2000学术网站顾问、《原道》学术委员、《原道》文丛编委、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陕西省孔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务。

出版专著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等，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

近几年先后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余江苇问：尊敬的韩星院长，您好！您作为陕西关中走出去的著名儒家学者，这次回来开会，并举行了甲辰会讲，现在与大家聚集一起，我们师门和一些同道有许多问题向您请教，敬请不吝赐教。

韩星教授：好的，大家都各人有一摊子事，难得聚得这么全，这次我也时间相对充分，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次会讲时间紧，江苇费了一定周折，你们也都积极行动，尽心尽力，基本圆满。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具体我就不讲了，就想宏观地强调几点：

第一，我们还是要把握住我们书院的基本理念和精神——中和之道，做纯正的儒家书院。这一直是我的理想，只是我自身能力有限，努力不够，至今未能实现。我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儒家书院”？书院自产生到兴盛，主体上就是儒家经师和大儒主持的民间私学，当然明清以后也有官办或官助民办的书院。另外，历史上韩国、日本、越南受中国儒学影响，也把儒家书院学去了，而今韩国已经把韩国境内9座儒家书院打包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世界遗产评选，并且获得了成功。他们明确地打出“儒家书院”的牌子，也迫使我们中国人对书院正本清源，明确书院的正态就是儒家书院，其他书院乃书院的异态。然而，事实上当今各地叫书院的各类机构越来越多，形式多样，模式不一，有的以企业家为对象，属于商业模式运营；有的以青少年为对象，属于公益行为；有的以社区为对象，开展文化活动；有的是高校，把通识课放在书院里。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不但造成人们对书院的认知发生变异，也模糊了书院的基本精神，当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现代功能。一定程度上“书院”这个名词快要被用滥了。

第二，希望大家在各自做自己事情的同时还是要不断读书（主要是指读经）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学术水平，特别是把握儒家思想的精髓，修身养性的功夫。儒家的基本思想是仁礼并建，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我们习礼的同时还要有心性修养。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仁与礼是相辅相成，支撑儒家思想学说的两个支柱，体现在个人修养上内修与外行业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圆融一体的。内修与外行做到圆满境界就是内圣外王，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举个现实中的例子，有位非常有名的研究礼学专家，在礼仪方面对别人要求很高，敢于尖锐地批评学校、社会中各种不讲礼仪，没有礼貌的行为，然而他本人修养特差，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难以与人共事、合作，对自己的研究生都特别苛刻。这真就是缺乏内修之本的缘故。

第三，我们书院说是2005年就创立了，但主要由于我自身的原因，当然也有客观条件不具备，还有大家为了生存，各干其事，各举旗号，不能凝聚，一直发展的不很理想。期待我们今后能够获得新的发展。

余江苇：自从2013年以来，由于您的信任和诸位同门学长的支持，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和非遗传承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学到了很多。现在，我们办元典文化研究院，想就“元典”相关的话题，借此机会向您请教！何谓“元典”？——元典的概念、历史由来等。

韩星教授：“元”和“典”这两个字古已有之，当代用“元典”这个概念并写成一部书的就是已故的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他的《中华元典精神》影响很大。按照他的梳理和界定，“元”有起始、开头、本原、大、善、美等含义；“典”有典册、五帝之书、经典、典范等含义。“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正典、大典、善典、上典、宝典、经典和圣典等含义。通俗地说，“元典”就是源头的源头，是经典的经典。

余江苇：“元典”在中国通常都包含哪些？在中国以外的文明体系中还有哪些外域元典？

韩星教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称得上“元典”的有《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后来《乐经》亡佚后中华元典实为“五经”。某些先秦典籍也具有“元典”的性质，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如果再宽泛点理解《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兵法》《韩非子》《黄帝内经》，甚至陆羽的《茶经》等也可以成为不同学派、不同专业领域的“元典”。

在中国以外的文明体系中如希伯来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古希腊的柏拉图《美诺篇》《巴门尼德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群哲论著；古印度的《吠陀》及承续其绪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由“经藏”“律藏”“论藏”组成的佛典。

余江苇：“元典”在文化（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什么？在学术界是否有共识？是否在世界四大文明有共识？

韩星教授：冯天瑜先生认为，世界各大文明的“元典”大都酝酿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成书的决定期在公元前600-200年间，大致对应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东地中海沿岸、南亚次大陆、东亚大陆的几大古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一个精神飞跃时期。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轴心时代”，即人类精神枢轴形成的时代。轴心时代的一个显著成果，便是先哲历经数代锻冶，构建观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文本，成为延传后世的经籍——“元典”。元典提供第一批原创性理念与范畴，构筑诸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家园。作为先民智慧的结晶、后人思想运行的基轴和腾跃的起跳板，元典作为蕴藏着丰富文化基元的文本，预留无限宽阔的诠释空间，具有常释常新的潜能，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英国科学哲学家怀特海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可见西方人对其元典的依凭。中国哲人张载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夫之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将作为“往圣绝学”的元典视作开辟“万世太平”的精神起点。

当然，用“轴心时代”对应中国文化的“元典”也不是十分妥当，中国一些元典如《周易》，形成的时代很早，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如《易》本来有三，《周礼·春官·太卜》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就是说“三易”的经卦符号系统和别卦组合方式是一样的，最主要的差异是形成的时代不同，相传的作者不一。问题是这里最早提到《连山》《归藏》二书名，除此而外，其他众多先秦及秦汉古籍中从无提及。《周易》成于何时，何人所作，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汉书•艺文志》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也就是说易的形成经历了上占、中古、下古三个时代，是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相继创立、加工、完成的。自汉唐以来，经班固、孔颖达等人的考订，形成了四圣作《易》说：包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易传》，几成定论。

孔子整理的《尚书》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上溯尧舜，下讫春秋秦穆公，内含官方命令、文告、讲演辞、谈话记录和事迹追述等。

各民族的“元典”都深刻地影响了不同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精神，形成了当今世界多元文明的格局。多元文明从源头起都有各自的特色，也有人类的共性，所谓“东圣西圣，其心相通，其理相通”。儒家的大同理想实际上就是寄托在人类多元文明的共性上的一种普世理想。

余江苇：“元典”从中国书籍的“五厄”“十厄”中咋样确定版本？元典和常说的“经学”是什么关系？国学、儒学、经学是什么关系？

韩星教授：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分裂战乱、异族入侵、很多典籍都经历了不计其数的“书厄”，在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有“五厄”“十厄”等不同说法。然而，就是在典籍遭遇浩劫的时候，总有志士仁人、儒生文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典籍，一旦新王朝建立，国家重新重视文化，就会组织学者整理典籍，刻书印书。明清以后，江南富庶，民间也有商人学者合作建藏书楼，收藏典籍。

“元典”和“经典”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词。“元典”就是一个民族最本源的基本经典。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知几《史通》说：“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每一个文化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这是广义的经典。在中国历史上，汉代以后，一般所称的简单就专指儒家典籍而言，这就是狭义或专称意义的经典。这是由于秦汉以后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经典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经典。《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经典”有三个基本含义，即“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著作具有权威性的。”其他的语言工具书和百科全书的解释也基本上差不多，把“经典”归结为典范著作和宗教经典。现在大家常说的经典一般是指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典范性、权威性，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经久不衰的，在相关知识领域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后人尊称为“经典”。

“经学”指研究儒家经典的训诂与阐释义理的学术，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汉书·艺文志》对典籍有一个基本的分类，将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第二部分：诸子百家。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第三部分：诗赋。第四部分：兵书。第五部分：术数。第六部分：方技。房中术、医术都是方技。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最终在《隋书·经籍志》确立，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四部”以经为根,史、子为干,集为枝，较全面表明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结构与体系。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中所说：“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一定之体也。”所以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和主体。

关于国学、儒学、经学三者的关系，李学勤先生说得好：“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在中国文化中儒学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和了解经学，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我完全认同。

余江苇：当今“经学”发展情况怎样？现在应该如何传承发展经学传统？

韩星教授：当今中国大陆“经学”越来越热，这是好现象。因为自1912年蔡元培上台担任教育总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从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没有了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1917年，胡适发表白话文宣言，1920年小学语文课全面改用白话文后，我们的国人便渐渐连一般古文都看不懂，更不用说“读经”了。胡适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就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经学也就逐渐式微，民国二三十年代，皮锡瑞、何键、陈济棠等倡议学校恢复经学课程，遭到不少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被批判、贬斥的境地，“四书五经”被作为封建社会毒草，不仅学校取消了读经，社会上读经现象逐渐沦为遥远的记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丧失了接受经典教育的机会。现在，在中国大陆，90岁以下的人在除了个别学者，基本上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国学经典的教育，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就割断了中国人与几千年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割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使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

改革开放后经学的研究重新被重视。2018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中国经学研究院，山东大学最近成立经学研究中心。学界对经学的正面意义和价值有了很大变化。姜广辉先生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于2010年出版，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这项研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经学正名。姜广辉先生提出了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经学的价值是中国文化的魂。余敦康先生评价说：“《中国经学思想史》，已出版的那两册书我都拜读了。我觉得你们的基本预设是好的。什么预设呢？就是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的形成也就是那个文化的形成。这个东西带有原创性，带有开放性，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发展，绝对不是固定的。经学思想史按照我的理解，应该确立这么一个远大的目标，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精神由开辟、发展，到壮大，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是精神的支柱。”姜广辉先生最新又出版了《中国经学史》，他致力于第三步写一部以经学研究为主导的“中国思想史”。

梁涛教授说：对待经学，我们不能是整理国故的态度，视其为博物馆中没有生命的陈列物，而应看作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体系、精神家园；经学研究也不应只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只是对经学演变的轨迹作历史性的陈述，而应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血脉来理解，通过经学注疏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

当今的经学研究，正如干春松教授所言，大多是研究经学史、经学学术史、经学思想史等，所以是经“学”研究，我认为经学应回归“经”学，对经典最重要的是挖掘其中精神内涵，还是以解读为主，弄清经典的义理，或者说思想观念、核心价值，即“道”，由学致道，重建道统。这是当务之急。熊十力在《读经示要》第一讲开宗明义即说“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饶宗颐说：“‘经’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调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所谓“常”是不变的意思，“经”是常道、常法，一方面是说经中包含了某些永恒、普遍的核心价值，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说经是可以被不断诠释，不断丰富，与时俱进，成为后世的指导思想、大经大法。经学研究应以“经典”文本为重点，以“道统”为根本，以理想人格为目标。因为经典是文本、圣贤人格、道统的三位一体。

余江苇：“元典”在全球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当下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时代，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韩星教授：“元典”既然是源头的源头，是经典的经典，世界不同民族的“元典”就大致决定了当今世界多元文明的基本特性。在全球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二元对立思维方式（binary oppositions）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头脑，我们一直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推动”中国历史，应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处理复杂的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一些具体学术领域的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等；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倾”/“右倾”、进步/落后、革命/反动等；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新文化/旧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白话文学/文言文学、传统文学/现代文学等。这样，百多年来就形成了弃旧图新，唯新是求，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等极端的说法和做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传承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传承是发展的基础，继承是创新的前提。这方面我们现在越来越有了正确的认识，如2017年两办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就用了“传承发展”的讲法。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以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时代，“元典”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或者说“道”是不变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以元典为核心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是可以通过因革损益之道变化发展的，并且可以发挥积极的指导、规范、引领作用。

余江苇：“元典”对于注重修身实践的中国传统而言，有哪些经世致用之处？

韩星教授：《大学》的基本内容是“三纲八目”，主旨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作为“八条目”的中心环节，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实现“止于至善”总体目标和达到“明明德于天下”最终理想的根本，故曰“修身为本”。熊十力说：“八条目虽似平说，其实，以修身为本。君子尊其身，而内外交修，格、致、诚、正，内修之目也；齐、治、平，外修之目也。家国天下，皆吾一身，故齐治平，皆修身之事。”杜维明对《大学》修身为本有现代性的阐释：“修身在自我与形形色色的政治、社会、文化团体构成的社群的链环中居于中心地位。就个人方面而言，修身涉及复杂的经验学习与心智锻炼过程。就人类总体发展而言，修身则为家庭稳固、社会有序和世界和谐的基础。……修身的核心地位促使中国思想家们将伦理付诸实施，将审美作为经验，将形上学转化为智慧，将认识论运用于沟通。”儒家的修身不是像道佛那样远离社会，独处孤修，而是在具体生活实践中修行，人伦日用中修炼，就是王阳明讲的“事上磨练”。

经世致用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学思想建立在儒家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儒家经典大都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所谓“经世致用”，简称“经世”，有时也写作“经济”、“经国济世”、“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等，意思都差不多。“经”者治理也，“经世”就是治理国家社会，“致用”就是对社会和民众有实功、实用和实效的价值。具体言之，是以“入世”为前提，“致用”为旨趣，引导人们在此岸世界“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三不朽”的人生境界。经世致用形成了中华民族注重现实人生的民族性格，表现为一般人生态度上的积极入世精神，政治理想上的经世作风，以及民族信仰中的非宗教化倾向。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华元典包含经世致用的功能，孔子整理“六经”的基本内容涉及个人修心养性到治国平天下的各种知识、学问、道理和实践途径、方法。“《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一言以蔽之， “六经”皆是经世致用之学。孔子研读六经并以之教育弟子，就是为了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孔子作《春秋》反映了过去历史的经验教训、兴衰成败、是非善恶，形成儒家的经世之道。他曾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不欲载空之言,主张见诸行事,通过具体史实呈现微言大义,有褒有贬,使乱臣贼子知所戒惧。孔子认为诵读《诗经》也是为了政治和外交：“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大学》“八条目”就是围绕“修身”由内圣贯通外王，即以内在的道德心性为基点，并进而落实到人伦日用、治国平天下，完成了儒家经世致用的完整逻辑。

余江苇：“元典”对于当下的文化自信、文化复兴来说，具有什么价值作用？能提供什么样的思想武器？

韩星教授：我们现在讲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是因为百多年来我们丧失了文化自信，导致了文化没落。明清以来，中国文化走入秋冬之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剧变和挑战，伴随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近代中华文化面临全面危机，中国人一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丧失了自信心，觉得百事不如人，如胡适当时就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既然百事不如人，那就在教育体系上引进西方，要么移植西方，要么移植前苏联，丧失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百事不如人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既然百事不如人，那就转而走向西方化或苏俄化。这两种思想文化倾向导致百多年来我们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方向上的左右摇摆，进退失据，而以“革命”的名义持续不断的文化激进主义为主导，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现在急需使中华文明重回大中至正的文明主脉，以儒家为主体，兼容诸子道佛，以中和之道化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调正忽左忽右的极端倾向，立足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滋养，以中华文明为主体，博采世界不同文明之优长，以开放、包容、共享、共赢文明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塑造，使世界不同文明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推动当今复杂多元，冲突频繁，动荡不安的世界走向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实现天下一家，人类大同的美好理想。

现在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已经蓬勃展开，2020年11月27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我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主要是指经典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这不仅是中小学，大学也应该是这样。经典回归教育体系是重建文化自信，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至于“元典”或者经典能提供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思想武器”这个说法有点太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有点咄咄逼人之感。从儒家的本性和理路来讲，换成“价值引领”“思想方法”“人生智慧”等讲法可能更好。《白虎通·五经》云：“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孔子整理“六经”的宗旨是为了明道、传道。他周游列国，风尘仆仆十年后，自知王道不行，遂通过师儒传习的方式明道、存道、守道。后世儒者深契孔子整理六经之旨，把“经”训为常、常道，把经典看成是载道之书，强调经以载道，以经见道，研读、诠释经典是为例求道、明道、得道、行道，通过经典诠释彰显儒家之道，重建道统。“元典”中的“道”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引领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如三纲五常、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源于儒家“元典”，近代以后批判儒家，不再被人们认同与践行，社会流行各种思想观念，有的甚至互相矛盾冲突，造成了人们价值观的虚无，思想的混乱，精神的迷茫。

那么，我们今天要如何传承并重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呢？从历史上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构建来讲，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的，要经过学者的研究，学界的讨论，广泛的传播，社会的认同，如此才能成为社会所共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现在我们提出建道统，首先就是重新深入地研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包括诸子百家的相关经典。重建道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可能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道统（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元典”中也有丰富的思想方法，最典型的就是中和之道。中和之道直接见于《中庸》，其实《尚书》的“允执厥中”，“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周易》的“尚中”“贵中”，《论语》孔子强调“中庸之德”，都是一种做人做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避免走极端的原则和方法，小可以用在个人修身，大可以用在治国平天下。

“元典”的人生智慧更是丰富多彩，如学习的智慧、修身的智慧、处事的智慧、从政的智慧、交友的智慧等等。儒家“元典”以入世的态度教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做人做事，学以成人，成为士君子，希贤希圣，成就圣贤人格。

余江苇：在“人与自然关系失调”“人与社会关系失衡”的“二律背反”“文明悖论”时代，尤其是现代人面临的主体和客体的严重撕裂，“元典”是否能从全人类智慧的视角、开出疗愈现代病的良药？

韩星教授：这是个很前沿的问题。“二律背反”“文明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二元对立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斗争哲学。以儒家为主，包括诸子道佛的“元典”是可以从人类智慧的视角提出应对的思想方法和策略。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失调”，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形成了“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观与思维模式。如《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立于天地之间，仰观俯察，制作八卦，说明史前的伏羲时期天地人三才观念已经萌芽。后世学者不断发挥，形成了天地人一体观念，后来把“地”省略了，进而简化为“天人合一”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天地人一体观”认为人类与天地及万物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即生命共同体。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宇宙万物不是自然地堆积在一起，不是机械地组合在一体，而是无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生命体相互连接、相互感应贯通的有机整体，儒家的《易传》《孟子》《荀子》以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西铭》、程颢的《识仁篇》、王守仁的《大学问》等，道家的《道德经》《庄子》都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在尊天重地前提下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此，我们要在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对于“人与社会关系失衡”，儒家提倡“群己合一”，即个人与社会的和合一体。儒家以中和之道化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二元张力，强调在尊重个体前提下的群体和谐。群体不是现今常说的集体。集体来源于西方机械主义，而群体被称为社群或者是共同体,是指因为共享共同价值观而聚集在一起的社会单位。儒家历来讲群，指的是社群。

个人与社会的和合一体，至少有几个要点：第一，这个“己”是指身心（精神和肉体）合一的自我，不是机器，不是动物，不是工具。第二，这个“己”具有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能动性、自由度。第三，无数个千差万别的“己”组成的“群”就必然存在所谓的“等差”，即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形成的亲疏远近、尊卑贵贱的社会状态，儒家以孝悌、仁爱、忠信、忠恕之道、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以人伦和礼义来规范“群”，维持社会秩序。第四，儒家群己关系的最高境界就是孔子是“从心所欲不踰矩”，是一种不离世间法而又自由自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化境。就是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即圣人境界。总之，儒家关于群己关系的思想与西方社群主义比较接近，可以避免走向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极端。

至于现代人面临的主体和客体的严重撕裂，可以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化解。孔子注重个人修养与为社会事功的关系。《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子路问君子之道，孔子回答以修己治人之要，是内圣外王之道的体现。梁启超曾说：“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论语》说‘修己以安人’,加上一个‘以’字,正是将外王学问纳入内圣之中,一切以各人的自己为出发点。以现在语解释之,即专注重如何养成健全人格。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能够把修己治人做好了，主体和客体（心与身、心灵与肉体、内心与外界、精神与物质等）就会形成有机圆融的关系，而不会对立、冲突、撕裂。

韩歌子：中和书院发展规划？书院和儒学、关学关系？如何形成新儒学、新关学？

韩星教授：书院的发展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我还是希望办成真正的儒家书院。

首先要担当传承或重建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

其次，学以载道，为往圣继绝学。儒家“学”非今天一般的文化知识之学，而是包含了非常广泛深刻的含义，是“为已之学”，是修身为本之学，是做人做事之学。“学统”主要是经学传统。书院所谓讲学，是讲经，也是讲道；是传经，也是传道。解决儒门淡泊的问题虽然属于学统，但是对于儒家，学统是支持道统的，又须道统的维系，所以“为往圣继绝学”既是继承儒家的学统，更是在学统基础上继承儒家之道的道统。

第三，书院还有传承儒家“教统”的功能。传统上的“教统”的展开就是由孔子开创的“六经之教”,即礼教、乐教、诗教、书教、易教、春秋教。当今还是要通过书院教育，研读“元典”，培养“经师人师”，进行社会教化。

书院和儒学、关学关系很密切，是儒学、关学更新发展的道场和载体。儒学一般是从宏观上、整体上讲儒家思想学说，关学是以关中为主的地域化的儒学，二者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当然，主流和支流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流动中发生变化的，主流衰微也可能成为支流，支流强大了也可能成为主流。历史上的濂、洛、关、闽是从地域，也即支流意义上讲的，但后来洛学经过南传，与闽学合流，由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后来成为主流，进而成为官学，历经宋元明清，影响中国社会达七八百年。

如何形成新儒学、新关学？从汉代开始，历代的大儒大都博通经典，并根据时代的问题，发挥思想，著书立说，在经学的基础上更新发展儒学，建立自己的学说思想体系。经学为儒学的学术基础，儒学为经学的思想发挥，二者不可分割。这里的经学主要是对经典的研读，发挥其中的义理，形成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宋明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现代新儒家张君劢就有一本专著《新儒家思想史》，书中所谓“新儒家”，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家而言，是指自唐中叶到清晚大约千年之久的儒学新思潮，而其中以宋明两朝六百年间儒学思想为重点，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宋明儒学复兴期，所以《新儒家思想史》其实就是一部宋明理学史。宋明理学可以说是八百年前的新儒家。

所谓宋明理学，包含狭义与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宋明理学”是指“程朱理学”，它由周敦颐开创，经由邵雍发展至张载、二程而正式形成，到南宋朱熹集大成。广义的“宋明理学”是指以程朱理学为主包括了陆王心学等其他儒学派别在内的多元化的以宋明时期为代表的新儒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学术体系。概括地说，它以儒学为主体，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是在隋唐代以降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比起先秦儒学和两汉儒学，宋明理学在思想上（理论思维）上达到了崭新的高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正统意识形态，影响及于近代乃至今天。所以，理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以儒为主，吸收佛、道思想理论而形成其思想体系；另一个是理学和经学紧密结合，互为表里。理学产生伊始，就与经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理学家可以说人人都是经学名家，他们的理学思想均通过注释、解说、议论、引用经书的形式表现出来。理学家重视《周易》，特别是《易传》，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经书的地位，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更把四者提到甚至超越先秦“五经”的地位。理学家解经的方法是直承魏晋，注重经文的“义理”，强调以己意解经，形成了新的经学传统，这样以“四书”为经典基础，兼及“五经”，构建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

现代新儒学是指20世纪20年代之后兴起的以服膺宋明理学、张扬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流派，是20世纪在知识界、思想界影响最大的现代新儒学思潮。他们主要是出于对“五四”反孔教、反儒学运动的反拨，也是出于对政治势力利用孔子儒学的反感，而以捍卫中华民族生命之脉、以儒家圣贤自任，企图实现传统文化主体——儒学的现代化转换。它以接续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以儒学为主体来会通西学，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从而谋求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新儒学与传统新儒学稍有不同，主要不是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形成思想体系，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援西入儒，构建现代学术思想体系。他们当中除了钱穆有一本《论语新解》，大都没有注经的著作。

这样，我们回过头看作为地域文化的“新关学”如何成立，道理是一样的。当年关学的创始人张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左右简编就是经典，他的思想都是从苦读经典而来，他“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以经典为基础，构建了他的思想体系。

贺瑞麟及其淸麓一系可以说是关学的殿军，而他毕生致力的则是继承先贤优良的学术传统，从二十四岁师事李元春那一天开始，几十年当中主要做的就是“恪守程朱之学”，传道授业。他告诉前来问学的牛兆濂：“程朱是孔孟的嫡派，合乎程朱即合乎孔孟，不合乎程朱即不合乎孔孟”。他办正谊书院，主要研读《小学》《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来传承儒家正学。《中庸》一句话说得很好“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现今复兴正谊书院一方面要梳理作为关学的淸麓学派的关系，讲好淸麓故事；一方面在正谊书院研读、讲解《小学》《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这才是承接贺瑞麟的学脉，应该是“新淸麓”，乃至“新关学”形成的基本途径。

我出生、生长于陕西关中，肯定受到关学的影响，比如我们蓝田的牛兆濂，就是最后一位关学大师，但我一直是从儒学而不是关学角度看问题，进行思考研究的。最近有一篇关于渭南薛敬之的论文，题目就是《薛敬之儒学思想与实践》，我不是从关学而是从儒学角度研究薛敬之，马上要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

韩歌子：老师，您怎么看待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国学，也就是民间的国学热？

韩星教授：这几年的民间国学热可以说就是一种大众国学，只是由于百多年来国学的断裂，在教育体系的断裂，在民间传播的断裂，民众有国学的强烈需求，但没有基础，于是产生了各种乱象，普遍存在表面化、形式化、肤浅化、以及消费性、公利化等问题。很多国学机构就招几个学生读经，也打着书院的牌子；很多所谓“书院”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老师也是良莠不齐，甚至有的还有鱼龙混杂的现象。国学传播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就是背诵，不求理解，又回到一个简单的所谓死背硬记的老路上去了。国学复兴已经发展了一二十年的时间。某些推动者一开始提出从娃娃抓起，大量地背诵，不求甚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小孩长大了怎么办？他们背了那么多的经典，不理解怎么办？国学复兴目的是什么？最紧迫就是进一步复兴我们文化精神传统，连基本的意思都不理解，怎么谈得到文化精神问题。

国学回归大众需要学校教育从青少年抓起，从传统蒙学，经典诵读到洒扫应对，琴棋书画，游于艺，响应国家传统文化三进：进学校、进课堂、进课本。

对于成年人需要补课，从最初的国学热，到长期坚持的读书会，深层研读经典，到琴棋书画各种传统文化的活动，变化气质，改变生活方式。湖南永州在民间以《论语》为主的经典诵读、读书会等方面做得不错。

国学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应该扮演丰富文化生活和精神家园的角色。需要学者深入乡村和城镇社区进行国学传统文化教育、教化。我曾经提出发展城镇社区儒学。今天“乡村儒学”已经在山东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儒学的复兴还应该重视城镇社区儒学。乡村+城镇，就是整个中国社会。乡村儒学+城镇社区儒学就应该是互补、融合、共生、共荣，推进城乡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把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融为一起，推动中国社会整体文明、进步、和谐发展。需要在民间恢复重建儒家书院、文庙学宫、家族祠堂，形成越来越多的儒家道场，以这些道场为基点逐渐形成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的社区。在城镇小区可以与街道办联系，在其辖区根据需要可以进入底层“道德讲堂”，宣讲儒家文化。在城镇社区，重建礼乐文明，满足老百姓的信仰需要，可以尝试通过建立“社区百姓纪念堂”来解决这个问题。儒家学者可以以专业的、业余的方式参与到城镇社区儒学的推广、传播，以书院、讲堂、祠堂、文庙等传统儒教资源为基础，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学界、政界、商界结合起来，共同构建城镇社区的精神家园，提高城镇市民的人文道德素养，满足城镇市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不断增强城镇市民的幸福感。

韩歌子：您如何看陕西国学的发展？您认为应该怎么研读经典？

韩星教授：关于陕西国学我了解不多，从你的众多活动看似乎是挺热闹。早在2013年记者肖雪采访我时我就归结为两个“不够”：对经典的理解不够，合格的老师不够。很多人谈国学，但实际上自己对经典并没有深入的了解。“研究的人好比处在黄河的下游，没有对源头的追寻，怎么能真正理解经典的含义和价值？”这样，在国学思想的大众化和现代化转变、传播过程中，有人难免会出现“异化”，“只有掌握本质、根本，才不会跑偏。”现在这两个问题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但已经有了令人欣喜的现象：一是包括蒙学经典“三百千弟子规”，还有“四书”诵读进中小学校园，还有就是高校出现了经学研究热；二是社会上很多人在诵读经典的同时重视研读经典，主要是有一些自发组织的读书会，系统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经典，如北京的燕京读书会，由陈达隆先生发起主持，是以国学爱好者为对象、以传承中华生命智慧为目标的共同修学团体。燕京读书会以精读儒释道经典为内容，以会员自学为主教授指导为辅，追求的不是高深冷僻的训诂知识，不是轰轰烈烈的活动效应，而是与中华古代圣贤对面亲聆，心心相印的那种深切了解。自2008年以来，他们反复通读“四书”，还研读了《庄子》《老子》《传习录》等经典。类似的读书会在各地不少，反映了人们不仅仅满足于诵读经典，有一点心得，而是逐渐回归传统解经之路，把握经典的道理，指导自己修身养性，做人做事，提高人文素养和人格境界。

至于怎么研读经典，古圣先贤讲的很多，我概括起来最起码有几点：

首先有个态度和心境问题。经典不是消闲书，不是娱乐书，是古代圣贤传下来的具有神圣性的经典。一方面儒家经典就相当于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具有神圣性，所以诵读、研习经典时要怀恭敬之心，抱着对圣贤的敬意，对天道的敬畏，从这点看与宗教经典相似。朱熹曾经提出过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子语类》卷第十一）。当然，儒家经典是神圣性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也有不同，就是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没有狭隘性和排他性。儒家经典历代主要在教育体系中成为基本教材，而不像其他宗教一样只在宗教场所诵读，儒家经典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研读，当然主要是在教育体系中。儒家经典不用迷信盲从，可以怀疑、异议、批评、讨论。从这点看，儒家经典与世俗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相似。

其次，研读经典的方法主要是依据历代注疏，研读义理。对任何一部经典不要出于一己之意的任意、随意解读，以历代注疏资料为主线，梳理清楚这部经典解释学的历程，这就是古人的所谓通经。通一经之后再扩展到其他经典，以经证经；再扩展到其他历史、诸子百家，以史证经，以子证经；再扩展到道佛，乃至国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宗教方面等著作。

韩歌子问：您把四书解完，还有其它解读计划没有？《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可有计划？如何复兴关中书院和横渠书院？陕西国学何以领先全国？国学文化如何向海外传播？

韩星教授：我现在已经作完了《孝经》全解，2023年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四书”全解也已经杀青，170多万字，现在正在筹集出版经费。下一步想解读“五经”，《道德经》已经在北京青创讲过一次，他们是内部收费，没有公开。其他《黄帝内经》《孙子兵法》有看情况吧，有时间精力再说。

关中书院现在是西安文理书院直属管理，连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都没有办法纳入高校体制，像岳麓书院那样来做，我更没有能力了。

横渠书院王政军院长做得不错，我也只是偶尔参与而已。我们还是大家尽心尽力，办好我们的中和书院吧。

陕西关中、西安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文化资源，周秦汉唐中国文化上升阶段的官学——正统文化、主流文化都是在这里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宋代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东移，宋元明清辉煌不再，流为地域文化。现在陕西对秦文化、唐文化的开发传播已经获得很大影响，而对周文化、汉文化研究和弘扬甚少。西安似乎更偏爱大秦的征战杀伐、铁血统一，大唐的盛世辉煌、万国来朝。最近，全国首个超大型秦文化主题演艺《赳赳大秦》计划今年9月正式首演。文艺评论家李建军批评孙皓晖《大秦帝国》充满对集权专制的歌颂，是唯意志论的张扬。江苏社科院博导批《大秦帝国》是歌颂极端专制的马屁文学，指出《大秦帝国》的史识是倒错和扭曲的。小说每册“题记”都直书“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总“序言”标题“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论说秦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所谓“正源”，就是正宗源头，不是旁脉，具有真一性、唯一性、纯一性，是中国千古文明的“三江源头”。这挺新鲜，闻所未闻，大开眼界。孙皓晖本人概括十年来的批评意见，具体集中于四个方面：其一，《大秦帝国》颂扬专制主义，颂扬暴政。其二，《大秦帝国》无限拔高秦始皇形象，歌颂暴君。其三，《大秦帝国》反儒，贬儒，不尊圣贤。其四，《大秦帝国》抬高商鞅变法的历史地位，无限拔高商鞅形象。由《大秦帝国》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大秦赋》一度也很火，但遭到了更多更大的批评，认为该剧主旨居然是用一种推崇至极的口吻，去赞颂秦王朝——这个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已经盖棺定论为暴政的朝代，“完美”地表现出对历史知识的无知，对人性常识的无耻，对叙事逻辑的无能。特别是把秦始皇描写成无限高大上的“大人物”，动不动用诗一般的语言、用超宏大的视角，声称自己统一六国，杀人盈野盈城，是“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苦”，而被统一的六国百姓，被他侵略，被他灭国，依然要为他的“大业”而“欢呼”……

中华文明的正源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圣贤文化，特别是西周礼乐文明及其道德精神，后来为孔孟传承，发扬光大，塑造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

我曾在陕西卫视“知道中国”公开课中讲过“西周礼乐文明与儒学渊源”，指出儒学的直接源头是西周礼乐文明，而西周礼乐文明的策源地在陕西关中。并引用杨向奎先生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说：“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的传统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所以，儒学的原初形态是周孔之道。周公礼乐与孔子思想相结合，即“周孔之道”，宋明以后又演变为“孔孟之道”，二者形态有异，而又一脉相承，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主脉。从思想上看，周孔之道或周孔之教中的“周”，更多地代表了原初儒学中“礼”的观念，“孔”则主要关乎儒学中“仁”的思想。可以说，正是“仁”和“礼”的统一，构成了原始儒家思想的主体。从儒学的演化看，以孔孟之道为关注之点，往往侧重于“仁”的内化（心性）；注重周孔之道，则趋向于肯定“仁”与“礼”的统一。今天，我想我们应该由孔孟之道，回到周孔之道。这一意义上的回归，意味着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上达到“仁”和“礼”的统一,对于正确理解儒学渊源和思想本质，重建礼仪之邦，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所以，陕西应该首先弘扬周文化，特别是西周礼乐文明，其次是汉文化。

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战乱和秦王朝的二世而亡，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强盛朝代，汉文化以儒家为主体，传承了上古以来正统的华夏文化，奠定此后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与精神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它所形成的影响则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我们的文字称为汉字，我们语言称为汉语，我们的主体民族称为汉族，外国人称中国人为“汉人”，研究中国学问被称为“汉学”。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说：“凡汉人之所从事，大抵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别有所创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递嬗，亦能于保存之中演为新制，而国基大定，疆域辽廓，又足以生国民宏大优美之思想……汉人于吾国之文明，既善继徃，兼能开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认为“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不仅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格局，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即就学术思想而言，以经学史学为中心,再加以文学作辅翼,亦无不由两汉树立其骨干，后人承其绪余，而略有发展。”汉文化集萃八方、多元一体、雄浑质朴、开放包容、有文有武、刚柔相济，奠定了中华此后两千年文明的基础，应该深入研究，大力弘扬。

任雅娟：老师，我在未央区图书馆办了个“未央国学大讲堂”，您能给一些建议吗？以儒学研究为侧重点，正好儒家学说也是入世修行之学。四书朱熹也给了读书次第：《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能否考虑以中和书院为推广平台，开展“全民读《大学》”常年活动，先把西安、陕西无论成人、孩子的诵读经典活动带动起来？

韩星教授：我看了网上的报道，“未央国学大讲堂”倒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从名字上看，主要是做讲座，而你的创新之处是伴有汉服吟诵、礼乐，这很好，能活跃现场气氛，使讲座在一种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中展开，不至于太枯燥。当然这是一个区的图书馆，线下有一定局限性，可以考虑讲座同时上线，扩大影响。其次内容方面，我看你们也是以经典为主，这很好。下一步怎么能够有赞助，邀请高校的专家学者，讲得更准确到位，同时又通俗易懂，带领听众遨游在中华经典的精神世界。通过你们的大讲堂，读经典，学做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立德树人，建设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村镇、书香中国。

现在“全民读《论语》的活动”如火如荼，是因为《论语》几乎包含了孔子儒家思想学说的精华，涉及哲学、政治、教育、文艺、经济等诸多方面，涵盖了儒学各个方面的理念和观点，内涵浩博，议论精妙，是研究孔子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论语》的地位逐渐提高。汉唐以后，历代把《论语》作为类似于我今天的通识教育教材。历来帝王都意识到其重要性，要求皇太子从小先通《论语》，再学习其他经典。在社会上，《论语》是读书人的必读书。北宋程颐认为“《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 ，南宋朱熹将《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在一体，作《四书章句集注》，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提高到与“五经”并列的高度。它是两千多年中国人修心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基石，是中国人一生必读的书，是排在第一位的必读书。不把这本书读懂、读通、读透，就不能深入理解把握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们读得最多、最易入手的也是《论语》。钱穆先生曾说：“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比较而言，《大学》只是《礼记》中一篇，字数少，思想内容相对简单。二程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之书，确立儒家的修养规模：三纲八目、内圣外王。通俗地说，《大学》是导游图，而《论语》是实际游览，能看到很多美景。《论语》五百章大都比较短小，思想内容丰富，文字相对平易，可以根据现代人的忙闲、根据个人的兴趣，根据个人的程度，随时随地，有选择地读。像钱穆先生说的：“可以分散读，即一章一章地读；又可以跳着读，即先读自己懂得的，不懂的且放一旁。”当今有人把《论语》称为“中国人的圣经”，是想表明《论语》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和对中国人的重要影响。所以，全民读《论语》是有道理的。只是我想在诵读的同时，还需要对其中的道理能够理解，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以完善人生，匡正社会。你主办的“未央大讲堂”可以把《论语》作为重点，仔细深入地讲解，一定会使听众收获满满，把全民读《论语》引向“研读”《论语》，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诵读”上。（于202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