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腾讯文化讯】5月3日下午燕山大讲堂联合中欧校友读书会举办了“儒家话语与中国现代转型”的讲座，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互动中探讨了儒家话语转向的背景之下，中国现代转型之路径。

看英国、日本、土耳其等东西国家社会转型，反观近代中国发生的历史问题，中国人常以帝国主义压迫为借口，根本没有反躬自问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文化有什么问题。袁伟时教授认为“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关键，站在爱国主义的角度或者光从中国角度看说不清楚，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胡适的《说儒》，总结了章太炎、傅斯年的研究成果，加上他自己的意见，厘清了整个儒家的源流——原始儒家起源于殷商文化,这种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礼制 ，经孔子等人慢慢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理论，衍生一套刚强的学术。其特点是等级制度：维护等级制度，鼓吹等级，所谓君臣父子，最后发展为完整的“三纲六纪”。中国社会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基本观念建构起来，如此建构起来的制度文化，它的没落是无可救药的，因为它本来是和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自从工商社会发展以来，这方面就不适应了。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说到底是一句话：怎么样突破以儒学为支撑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

袁伟时认为儒家宪政在实践上完全站不住脚。实践中并不存在儒家宪政，有人讲1946年通过的台湾宪法有儒家因素，1946台湾宪法是20世纪上半叶最好的一部宪法，但里面没有任何儒家成分，孙中山创造的五权宪法，跟三权分立体系对立起来，具中国特色，是孙中山和当时宪法学者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加以改造的，没有任何儒家因素在里面。

谈到现代社会转型，袁伟时认为民主固然好，但不一定能马上做到，有两条必须做到，即自由、稳定。自由程度有大有小，小自由有小发展，大自由有大发展，让农民恢复经济自由，中国有饭吃了；让城市有经济自由，中国工商业发展起来了，现在自由程度不够，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是法治结合稳定，那样中国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