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有三男一女，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幼女李恒（满妹）。

　　胡耀邦是那样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的家事，而且影响到子女同代人的思想倾向，并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因此，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对待子女的教育和管理，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出生。全家人特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孙女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要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成长，满妹也不例外。

　　据满妹回忆：直到我十二三岁时，身上还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换洗着穿。记得我有一件紫红底带白点的灯芯绒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给我在袖口、下摆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灯芯绒，穿了再穿。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的女儿到家里作客。该女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高挑飘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我只有那件“镶着”一圈圈黑灯芯绒的旧衣服可穿。相形见绌，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衣着的寒酸。

　　陪他们吃完饭，我请求母亲给我买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场合好穿。结果衣服没给买，却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时至今日，满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俭朴的岁月。满妹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那种勤俭中，我体会出父母生活的达观洒脱，对自己家人的严格要求，还有对别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邦配有公车，但胡家兄妹从没搭过父亲的便车。胡德华读书的育英学校在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从万寿路坐公共汽车回家要两毛钱，但走两站路到公主坟上车，可以省五分钱，而走到木樨地再坐无轨电车，只要七分钱。为了节省一毛几分钱，年仅十来岁的胡德华，常常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地从学校一直走到木樨地，用多次节省下来的车钱，买无线电元件。

　　有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邦知道了，很生气，批评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革命还要继续，不然的话有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经历挨饿的人，才能写下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也定下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在家里吃饭。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所以特别疼她。每当有客人来打“秋风”时，总是偷偷留下一点好吃的，给满妹回来吃。

　　那时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发火了。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他自言自语地嘟囔：“家里就她一个女娃，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亲自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小伙伴陆续都去参军了，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半点光。

　　后来，每当满妹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