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2日，通州区自奋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上了一次特别的音、体、美课，这是北京林业大学学生们精心准备的“国际儿童日”礼物。图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们在玩贴鼻子游戏。欧阳晓菲 摄

    文化课的薄弱不能说明这些孩子的智商或素质有问题，是他们的课桌太不安稳了。流动性特别大，经常大段大段的时光被荒废，一个孩子转过2次学都算是少的。

    而这些中国孩子身上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很多人认为，打工子弟的过人之处在于思维活跃，能够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思想不僵化，他们非常有希望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目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全部由流入地政府负担，这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

    一味抱怨没有意义，不能在互相指责中耽误孩子的教育。要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以新公民的姿态过体面又有尊严的生活。

    一直往南，远离这个城市的中心，在大兴与市区的接合处，有一所叫蒲公英学校的打工子弟学校。这是北京提供给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唯一一所被市教委承认资质的打工子弟初中，能够容纳700名学生。从市中心到这个学校，需要近3个小时，

    12月3日下午，记者推开校门，校园里一片沸腾，青春洋溢的孩子们在宽阔的操场上打篮球。与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比，这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郑洪博士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五年前她回国开办了这所学校，除了安排日常的教学，她还要开拓各种社会资源，因此每天她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我真的是停不下来，这些孩子真的耽误不起了。”甫一落座，她就开门见山地谈起了自己的忧虑。

    “如果他们目前的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被社会‘边缘化’，那他们离‘毁掉的一代’就不远了。”郑洪女士对记者表示。

    目前这个问题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有无良策？

　　“栋梁之才”还是“不稳定因素”？

    据郑洪介绍，每年入学的时候，他们都要进行一次摸底测试，结果令她吃惊，孩子们的文化基础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数百名学生里及格的不足十人，平均分二三十分的学生比比皆是。

    “不是孩子不行，相反，我认为这些孩子恰恰就是国家未来的栋梁。”郑洪认为文化课的薄弱不能说明孩子的智商或素质有问题，是他们的课桌太不安稳了。流动性特别大，经常大段大段的时光被荒废，一个孩子转过2次学都算是少的。

    在郑校长眼里，丰富的经历、苦难的生活阅历是这些孩子的人生财富，这造就了他们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之才的基础。“我办这个学校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作为公民，要具备责任心，有爱心，有智慧。有学校不一定有教育。我的学校要给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的教育。”

    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志愿者史莎莎告诉记者，这些中国孩子身上那种旺盛的求知欲和创造力常常令她感到惊喜，她从这些孩子身上学到很多。来过这个学校的人都认为，打工子弟的过人之处在于思维活跃，能够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思想不僵化，这是郑校长眼中孩子成才的必要条件。

    但是，并不是每个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都能有接触到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的教育机会。在蒲公英学校的大门口，记者看到一张白纸上写着：“本学期学生已经收满。”

    当年的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对记者表示，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埋下不稳定因素的正是今天的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教育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文德学校校长崔克中说得更加直接：“能让孩子在学校读书的还都是一些小老板的孩子，很多失学的孩子没有体悟到父母身上艰苦创业的艰辛，在社会上沾染了一些坏毛病，很多人不会像父母那样去工地，要么在家闲着，要么就走上歧途。”

    时间不等人，大量农民工子女已经到了“初中后”的这样一个结点，如果带着缺失的教育走向社会，后果不难想象。

说不尽的户籍与体制

    在新公民公益组织总干事刘文华看来，农民工子女遇到的种种问题，全部可以归结到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户籍制度下的城乡二元体制，第二是目前义务教育的财政分担体系。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被视为“负担”。在接受他们入学的时候，他们会时常感觉门槛的提升。

    农民工具备多个部门分别颁发的证明(各地不一)，如务工证、居住证、计划生育证、子女学籍证等，其子女才能够享受“流入地政府为主”的政策，即“与当地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待遇”。只要上述证明不全，农民工子女入学就仍然要交纳数额不等的“借读费”。

    政府目前正在严厉打击公办学校收借读费的行为，但在实际效果上，这竟然是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一种阻挡。“因为原来交钱还能上公办的好学校，现在国家一收紧政策，有钱也上不了。好的政策在执行中却打了这么大的折扣。”徐永光认为。

    目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全部由流入地政府负担，这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杨东平表示：“以北京为例，石景山、朝阳区是农民工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全部由两区政府负担，而东城西城财政情况本来相对就好，这笔负担反而小，这就会影响朝阳、石景山的积极性。”

    杨东平对记者说，问题的背后有两个重要判断，一是农民工子女教育是长期问题还是短期问题，二是这是个制度层面问题还是个普通的教育问题。

    他认为大量社会组织涌入农民工学校并不能替代政府的职能，解决问题还有赖政府出台创新的体制。

    徐永光现在专做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益活动，经过调研，他认为这些孩子的教育经费全部要政府买单不是很现实。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低投入、低薪酬、低质量等问题，而政府政策在执行上阻碍重重。这个问题上，政府与市场是“双失灵”。

    “北京、上海的公立小学年生均成本超过1万元，每接收一名农民工子女，当地财政支出就要增加1万多块钱，政府压力确实很大。”

    “不要在互相指责中耽误孩子的教育”

    郑洪对记者表示：“一味抱怨没有意义，我只知道，不能在互相指责中耽误孩子的教育。不能让这些孩子再进发廊、饭馆重复父辈的生活，要给他们希望，让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以新公民的姿态过体面又有尊严的生活。”

    几乎所有人来到蒲公英学校之前，都抱着同情甚至怜悯的心态。但是这里的孩子给他们上了一课。

    郑洪的几名北大国学班的同学都是企业家，他们来到这个学校和几名初二的学生座谈，学生们问了三个问题，第一，国学是什么？第二，国学好不好？第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进义务教育？三个问题下来，几个老板的额头沁出了汗珠。对郑校长表示：“你们的学生太了不起了，厉害。”

 “民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是必然的，唯利是图下能办好教育么？而完全依靠政府也不现实，最终解决靠政府，但制度和政策出台是需要时间的，那目前这些孩子怎么办？非得造成社会难题了再想办法么？”

    在长期摸索中，她提出了公有民办的模式，或者叫公益性打工子弟学校。她的这个模式在徐永光那里被称作“新公民计划”。

    他们认为真正做到让进城农民工子女人人有书读，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加大财政投入，鼓励民间办学，动员社会捐赠。政府为主，三管齐下。“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民办学校。”郑洪认为。

    郑洪告诉记者：“必须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新公民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崭新的教育空间。”徐永光对记者表示，他将携手各界人士把事情做起来，打造中国第二个“希望工程”，他和郑洪校长的基本想法是，最终解决靠政府，但目前最重要的是把教育权交给穷孩子们，让他们平等自信地享受教育，不能让他们在互相指责中被放逐，被耽误。

    目前，作为唯一一所被北京教委承认资质的打工子弟初中，蒲公英学校已经和大兴一职高在搞合作，让上完初中的学生到那里的蒲公英班读书。同时努力让成绩优异的学生申请国际学位的资格，利用那个项目送他们到国外读书。

    “事情总得一点点做，路也要一点点趟，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找寻出路，孩子们真的耽误不起了。”正在采访中，学校断电，郑洪打开一个应急灯，在微弱的灯光下对记者说。

   ●延伸阅读

    要为穷孩子多提供公益性教育

    目前，全国有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1400多万人，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在上海这样的务工农民聚集大城市，每3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流动儿童中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1126万人，他们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顺利融入城市文化，关乎社会和谐、教育公平。

    而从全国范围看，现在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任务，主要还是由民办学校甚至是未获准的民办学校在承担，这也表明“两为主”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有潜在冲突。由政府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性公办学校，其自身没有额外的经费来承担流动儿童的就学成本，所以没有接收流动儿童的积极性。只有少数面临本市生源一再下滑的基础薄弱校，以及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公办学校，对招收流动儿童表现出较大热情，大多数公办中小学校都认为接收流动儿童存在很大困难。

    公办学校的一道道门槛，把很多流动儿童挡在校门之外。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满足了许多流动儿童的上学需求，但是存在诸多不足，严重阻碍了其发展。

    教育部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认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足在于周边环境差、校内设施不齐全、学习氛围不好、教师素质有待提高，而且师资队伍不稳定。这影响了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公平。

    与此同时，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以非法形式存在。这些学校的营利动机抑制了教育需求，营利性和非法性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法性和学校前途的不确定性又加深了办学者的短期行为，阻碍了对学校的再投入。

    “四低”是这些学校运营的基本特征，即几十万元不等的低投入、每学期300~600元的低收费、老师每月700元的低薪水，最终导致低教育质量。

    徐永光认为，非营利性是打破当前“四低”民办教育死结的突破点，同时也是引入社会参与，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平民性指以低收入农民工子女为服务对象，低收费，提供符合标准的中等硬件设施，以节俭硬件来换取优质软件；高质量指优质教学资源和符合农民工子女需求的办学理论与实践。 这其中政府支持是必要的。

    而在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国务院“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决定”里谈到的“多渠道，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往往被忽略了，这就造成责任的缺失。责任的缺失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提高到更高的高度上看，也是忽略了或者说轻视了民办教育在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

    吴霓认为，要辩证理解“两为主”政策。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是多形式的为主，不一定把农民工子女全部接入公办学校就是完全落实了“两为主”政策。由政府统筹和协调，并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补贴，也是“两为主”政策非常重要的体现。（记者 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