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陈女士考研忘带身份证，两次跪求进考场

　　36岁的陈女士苦苦复习一年多参加研究生考试，到考场后才发现没带身份证，急忙给家人打电话，并通过下跪得以进入考场，但旋即被工作人员请出考室。家人携身份证火速赶到，陈女士飞奔到考点大门口拿到身份证。但等她再次来到考场前，工作人员挡住了她，因为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绝望之下，陈女士再次跪在考场大楼门前，但还是被拒之门外。

　　评判这件憾事，仅指责考场方面不通人情并不公允。规则的权威就在于它的普适性，既然明文要求考生必须出具身份证且必须在开考后15分钟内入场，那就不能因为陈女士是大龄考生且跪下高贵的双膝，就法外开恩。不过，这一个案所折射出社会治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无论管理部门还是个人，都已对证件产生严重依赖，其背后是人际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危机。一旦失去证件，管理部门就变得冷酷无情，公民个体即使下跪也可能无法获得身份的确认。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公民持有证件最为繁复的国度。2008年央视春晚有个小品《开锁》，说一名男子的证件全被妻子锁在箱子里，妻子不在家，于是请开锁公司开锁，开锁公司索要证件，偏偏证件又统统锁在箱里。这名男子不得不砸开箱子，找出一大摞证件：出生证、学生证、毕业证、工作证、结婚证、独生子女证、绝育证、计划生育光荣证、粮油证、副食证、购油证、购煤证、自行车证、三轮车证、摩托车证、汽车驾驶证、下岗待业证、上岗培训证、公费医疗证、养老保险证、房产证、股权证、身份证。因为证件的缺失，这名男子的身份变得模糊，人际之间失去最起码的信任，其遭遇与被逐出考场的陈女士何其相似。

　　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已陷入信任危机，管理部门印制了各种类型的证件且出台了大量关于证件管理的规定。公民个人一旦离开证件，很可能寸步难行。管理部门则不厌其烦地印制各类证件，对公民的身份、权利、技术等级、从业资格予以确认。理论上，管理部门以证件为载体全面把握公民信息，有助于社会管理的精细化，也有助于人际之间的互信。但一方面真正需要的证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各种假证件层出不穷，街面上随处可见的“办证”小广告成为“城市牛皮癣”。假证泛滥与信任危机的扩散，成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命题。

　　面对层出不穷的假证件，管理部门当然可以发明验明证件真伪的仪器，或上网公示真实证件，但关于证件验证的假仪器和假网站很快又粉墨登场。管理部门针对各种社会管理的证件越印越多，人际之间的信任感却未见明显增强。在可以轻而易举违背诚信获取非法利益，或在违背诚信的收益极其丰厚而代价极其微小的背景下，再多证件也无力遏制欺骗的冲动。时下尚无全国联网的个人诚信信息记录，对于公民个体违背诚信的惩罚较之国外异常轻微，因此社会诚信才会陷入证件越多、制度越烦琐而诚信越稀缺的怪圈。

　　再回到陈女士两次下跪却两次被驱逐的事件上来。如果我们已经有非常严格的个人失信惩诫机制，如果她一旦被查实身份有假必将面临社会评价严重降低、失业、失去银行信贷、影响按揭购物等巨大的连带风险，那考场不妨让她先行考试，等身份证稍后送到再仔细校验即可。换言之，考场设置的规则也就不必那样僵化。只可惜，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已日臻完善，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或缺的个人诚信联网信息和失信惩诫机制至今仍是传说，考场为验明考生正身增加了巨额工作量，而考生个人也仅仅因为一时忘带身份证便付出沉重代价。(朱述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