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事件在网上已经形成舆论漩涡，清博舆情大数据显示，7月22日微信中社交媒体指数破3.2亿，为2018年以来最热的网络舆情事件。世界杯单日最高2.4亿，崔永元所曝的明星阴阳合同事件单日最高2.7亿。
        疫苗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规模的舆情民愤，关键在于疫苗造假事件本身的性质太过恶劣，严重侵害了社会公众的人身健康与安全，这是公众所绝对无法容忍的。
        疫苗一方面关乎到孩子乃至自身的安全，是应该绝对保证安全的和无条件信任并接受的。所以，当公众发现竟然有企业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造假时，公众的神经彻底被刺激到了。加微信amz924，看更多内幕好文！
        这种刺激，让人回想起了10年前令人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原来我们除了有食品安全问题，还有药品安全问题，这自然会引发公众的不安与焦虑。
        但事实上，中国的药品安全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是存在的，这种存在和腐败存在密切的关联。虽然我们一直在改进，但至今还未能根治。11年前的2007年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执行了死刑。
        作为国家食药监局的原局长，他为何被判处死刑呢？根据2007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5月29日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郑筱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郑筱萸受贿金额才六百多万，哪怕是11年前，这个受贿金额也不算太大，如果单从受贿视角看应不至于判死刑，所以在宣判后郑筱萸也表示不服提出上诉。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于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终，郑筱萸被执行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2001年至2003年，郑筱萸先后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做认真部署，并且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经抽查发现，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郑筱萸作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利用事关国家和民生大计的药品监管权进行权钱交易，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多次收受制药企业的贿赂，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死刑。
        其虽有坦白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和退出部分犯罪所得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在被执行死刑前，郑筱萸想通了，并写下了《悔恨的遗书》刊载于《教育纪检监察》2008年第7期。

《悔恨的遗书》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此刻，我有许多话想说，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有用”，所以我不想把它带走；这些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出来我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
        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对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官越做越大，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兴奋、自豪和骄傲，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然而，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我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此时此刻，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和家族说些什么！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渤海2号油轮”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的处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
        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
        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
        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帐我是应该认的。
        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
        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郑筱萸绝笔 二00七年七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