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2000年，饶宗颐先生(右二)与任继愈先生(右一)、季羡林先生(左二)、周一良先生(左一)在北京。如今仅饶老仍健在。(资料图片)

　　他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

　　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哲学基本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再版10余次。

　　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使之成为培养宗教研究人才的摇篮。

　　他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

　　他，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奠基人、著名学者任继愈。

　　国图“黑”了首页

　　昨天(11日)凌晨，任继愈先生辞世消息传来，所有与他生前有过交往的学者、同事纷纷表示“事情很突然，至今心情无法平静。”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所作的挽联中称：“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国家图书馆的首页在昨天也更改为黑色，以示哀悼。

　　“任先生建立起中日佛学沟通的桥梁”

　　回望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任继愈一直专注于中国哲学史、佛学和儒教研究。“他不仅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也是一位全方位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任继愈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教授李申这样评价老师。

　　记者电话采访任先生生前的学生、好友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长杜继文先生时，杜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人去寺庙就是烧烧香，这是一般大众的佛学意识。但任先生开创了用唯物史观来辨证看待佛学，来研究其经典。”“他的著作《中国佛学史》在日本佛学界影响很深，可以说，任继愈先生是建立起中日佛学沟通的桥梁。”杜继文先生说。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锦全与任有数次学术上的交往，不过地点都是在北京。在李锦全看来，任继愈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在上世纪5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佛教问题，因其有突破性曾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

　　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

　　记者从国家图书馆获悉，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任继愈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评价

　　凤毛麟角，人才难得。

　　——毛泽东

　　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熊十力

　　语录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喜欢斯宾诺莎的“为真理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

　　●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

　　齐鲁双星

　　同日陨落

　　仅相隔4小时

　　任继愈：山东平原人

　　去世：4时30分

　　地点：北京医院

　　享年：93岁

　　季羡林：山东临清人

　　去世：8时50分

　　地点：301医院

　　享年：98岁

　　1997年3月，季先生曾说：“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说我是国学大师，是外行话。”

　　任老与季老有缘，连去世的日子，都选在同一天。任老一生，皓首穷经，甘坐冷板凳，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晚年还孜孜于《中华大藏经》的主编工作。

　　任老不喜欢采访，不喜欢当名人，自谓平时连捶背时间都没有，哪有空闲扯，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学人，寂寞平生，百年孤灯。他支持无神论研究，却为中国宗教学开山立业。为人宽厚，学问博大。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任继愈为人，如雪中炭火，栖身之家，常在积雪中。月挂天心过贫汀，公去矣，一轮皓月照千峰。

　　“儒教是教，

　　孔子是教主

　　上世纪80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

　　1987年，任继愈任国图馆长。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使。“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李申说，每次去国家图书馆任老办公室，都能看到书桌上摞着厚厚的书稿，而这里面大部分书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过。

　　虽已过耄耋之年，任继愈先生依然不遗余力、老骥伏枥，为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过1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已影印出版；他主持编写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完全仿真影印了500多种珍稀善本；7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工作也已走过了十余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也顺利开展……

　　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长杜继文说，在任老眼中，认真做学问是学者的本职工作，低调做人、专心学术才是学者本分。

　　“培养人才

　　不是蒸馒头

　　“神志不清”时仍不忘坚持“高中文理不应分科”

　　任先生一生关心教育，对年轻人也寄予厚望。他强调年轻人要有理想，哪怕是空想，太现实的年轻人没有出息。他还推动引进了我国台湾中学国学教材。

　　6月17日，他缠绵病榻已神志不清，但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去看望他时，他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仍不忘说，“小学是学知识的，中学是学做人的。小学学不好可以补救，中学学不好就没办法补救了！基础要放得宽一点好，高中文理不要分科了。”

　　生平

　　“继愈”寓意继承韩愈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原名是任又之——“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起任教北京大学，开始了22年的教书生涯。

　　“不懂得中国农民，

　　不可能懂得中国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面授机宜

　　成立首个宗教研究所

　　毛泽东主席对任继愈一直评价很高，甚至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他在史学方面的研究。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主席再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主席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毛主席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一个批示，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

　　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一生有“三不”规矩

　　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甚至连大寿也没例外。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凌晨4时多就起床工作。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时，他还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为此，他的书斋名甚至由“潜斋”更名为“眼科医院”。

　　他经常教育子女，“怠为万恶之源”。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任继愈曾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他说，“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