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孔子》票房表现如何,孔子回归现代中国已成定势。在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下,孔子将何处安放?
在电影史上,胡玫第一次把“孔子”这个中外所熟知的名字,变成一种视听艺术的直观形象。“尽最大力拍完了《孔子》,现在这个接力棒就交到观众手上了”。胡玫表示。
观众似乎并没有让胡玫失望,在南京这个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她听到了《孔子》全线飘红的消息。自从1月22日正式上映,《孔子》以史无前例的2500个拷贝的浩大阵势,迅速占领了全国大量的电影银幕。
据《孔子》片方大地影业提供的数字,《孔子》三天票房达到3800万。但因为上映之前,有“2D版《阿凡达》为《孔子》让路”的传闻,在互联网上《阿凡达》的拥趸者和一些反对国家干预的网友开始有意识地抵制《孔子》。而片方报出的3800万的票房数字,也被很多人质疑。
记者在北京的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看到,观众对《孔子》保持了相当高的热情,在一些热点时段的场次,到记者截稿日的1月30日,也许是周末的缘故,依然存在着订票困难的现象。而冷点时段的场次,其上座率“也还不错”,影城一位负责引导秩序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美嘉欢乐影城的“TOP5”上座电影排行中,《孔子》依然紧随《阿凡达》排名第二。在1月29日,《阿凡达》3D英文原版安排了14个场次,2D英文原版只安排了3个场次;而《孔子》则安排了8个场次。
很多中年知识分子对于《孔子》评价往往比较高,“还挺不错的,比那些热闹的大片有意义”,一位带着孩子自称是“附近学校”教师的女士表示。而另一位自称是“北大的同学”的小伙子则对记者说了一句“没想象中那么差,不过终于看完了”,就笑着离开了。
据胡玫透露,《孔子》的票房“四天达到4800万,是很不错,可能还会越来越好”。1月30日是周六,美嘉欢乐影城中关村店《孔子》的场次从8场增加到12场;《阿凡达》2D英文原版也增加到4场。
重回“孔家典”
“我小时候,当时是喊着要砸烂孔家店,痛打落水狗的。那时孔子被驱逐了,现在孔圣人又回到了我们的心中。”胡玫正是想通过拍摄《孔子》这部电影,“来提升大众对于孔子和孔子文化的关注”。这在台湾大学陈昭瑛教授看来是补课,补上1949年以来大陆儒家遭受压抑而在社会文化中缺失的课。
1月22日,电影《孔子》正式全国公映当日晚,在福州的一个影院,主办方组织了一场网友《孔子》观影活动。别开生面的是,福州汉服天下协会组织的古装表演,他们身着汉服盛装,前来为《孔子》助兴。汉服天下协会负责人郑炜表示,他们也在积极参与复兴儒学的活动。
郑炜介绍,厦门首家专门教少儿国学的私塾国学堂近日即将开课,与其他私塾不同的是,他们要求学生们上课要穿汉服,诵读《三字经》,还要学习对对联、做诗文。这家“小狮子国学堂”请来国学各领域的佼佼者做老师教师,包括讲解《四书章句》的台湾国学专家简锦益教授。
在北京大学承泽园一片老旧的平房小区里,记者见到了一耽学堂总干事逄飞,他调侃,“总干事”就是“总在干事”的意思。一耽学堂近年来一直以“公益性”为宗旨,组织志愿者身体力行推广晨读。“直接参与并受益者累计何止几十万人”,逄飞估算,九年来一耽学堂光比较积极的“义工”就超过5000人。
但逄飞拒绝承认一耽学堂是在推广“读经”,虽然他承认一耽学堂推广晨读“首推读四书”。逄飞还表示,他理想是“学堂书院遍天下”。
2000年,27岁的逄飞从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决心创办一所普及国学的民间学堂。2001年1月1日,在北大的一间教室里,逄飞和30多位来自各大高校的志愿者,就学堂的宗旨、目标、操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耽学堂”就此成立。
2001年春天始,清华附小、成府小学、北师大实验小学、魏公村小学、化工小学;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达资源中学;厂洼幼儿园等被一耽学堂感动,进而接纳圣贤经典。
到现在,一耽学堂创办已过九年,许许多多的青年和社会各界志士参与过学堂组织的各种文化公益实践活动,涌现了一批优秀义工。全国共有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近180所高等大专院校积极响应一耽学堂晨读倡议;同时,多所高校义工走出校园,进入社区、广场和公园,带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事实上,台湾新儒家学者王财贵1993年就发起“少儿读经运动”,并在台湾推行了十多年。十多年后这一运动在大陆数百万儿童中扩展开来。由孔子第七十七代嫡传后裔孔德懋之女柯兰女士创办的天津明德国学馆,也是由台湾红万字会天津办事处的楼壮志女士集合多方资助的,近年来也在北方地区不遗余力地推广读经。
据国际儒联2007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开展的以诵读蒙学与“四书”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活动方兴未艾,估计有一千万少年儿童参加,在这一千万人背后,至少还有两千万家长和老师。这些活动主要是民间的力量分散、自发地组织开展的。
这些传统文化普及活动,通过阅读孔孟经典,以养成社会价值观和传统美德为中心,着眼于道德建设和人格成长,追求积极的人生,受到了社会的积极的关注。
此外,一些收费性的以“私塾”或“学堂”方式推广读经教育的培训机构也广泛开展,广州孟母堂家塾以“诵读圣贤经典,学做君子淑人”为口号,在广州、上海等地扩张。此外,如深圳育心经典读经班、广州蒙正学堂、杭州诸修书院、、济南少儿国学班、北京四海童子园等,全国涌现出上百个启蒙读经学堂。
这些被称为“草根”的民间自发儒学普及活动,在新一波的国学热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而在官办教育机构中,素被认为以意识形态优先的中国人民大学,在2002年和2005年率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和国学院,其他高校,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群起效仿。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三十多所高校树起了孔子雕像。
与此同时,祭孔热、论语热、国学热、祭祖热、古礼热、传统节日热、文化遗产热、中华文化标志城等高潮迭起。其中,2004年因儿童读经热、甲申文化宣言(许嘉璐副委员长牵头)、阳明精舍会讲(蒋庆)、《原道》十周年(陈明)等文化事件而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年”。
“读经”、民间书院,以及经济精英对于孔子价值的追求等儒学普及活动,使得“本世纪的前十年是孔子热深入民间、影响官方、走向世界,开始实现全面复兴的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儒教网站长王达三表示。
儒者的“道场”
洪秀平是“平和英语”的创始人,在“平和英语”连锁扩张的势头已经形成后,洪秀平的兴趣转移了。他开始把平和英语学校赚的钱投资到平和书院中,免费为学员讲解四书五经。
“我现在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背诵中国文化经典。我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少很多,实在感到羞愧。”洪秀平表示。
1998年洪秀平到珠海创办平和英语学校,以其独特的教学模式获得成功,被新浪、搜狐等四大门户网站联名推荐为“中国十大知名外语培训机构”。在生存的危机远去之后,洪秀平开始四处游历,遍访名师,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处世之道。
2005年,受儒学大师蒋庆“阳明精舍”的启发,洪秀平在珠海板樟山下把两套房子打通,办了一个500多平方米的平和书院,“旨在提供一个场地让有志者来学习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来学道,论道和弘道”。每周六晚上,平和书院都会请一些儒学大师或国学教授,做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讲座之后学员们开始讨论。
“国家没有一个开放的能够让儒家讲学的地方,蒋庆先生的“阳明精舍”不搞会讲,一般人不接待,我们这里就做一个面向大众会讲的场所”。洪秀平说。
2008年,洪秀平的母亲年纪大了,想回老家养老,他就和母亲一起搬回了杭州。回到杭州老家发现,江浙的家族文化比较兴盛,家族的意识比较强,他就想像孔氏家族的孔卫东那样,把自己的家族也联系起来。
“儒家和家族是紧密相连的”,他表示,目前他把生意交给别人打理,主要精力就放在这些方面了。他还希望在杭州郊外搞一块地,做一个院子式的大道场(民间书院)。
像洪秀平这样为研修和传播孔子精神建立民间“道场”的努力很多。杨汝清就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他在国际青年研修大学教授海外喜欢儒学的学生之余,还在北京市中心北海边上一个叫做“楠书房”的高档商务会馆建立了儒家文化研究院——苇杭书院。
这个商务会馆里的家具都是珍稀的楠木所制,其中不乏堪称文物级的古楠木。会馆的摆设也相当古乡古色,门厅还摆放着线装宋版的《礼记》和《孝经》,供来到这里的儒商取阅。
杨汝清把苇杭书院定位为以民间公益模式,传承儒家思想文化之纯净道场。“不涉经营,不立门户”,“尊重诸家,孝行天下。以历代儒家经典为指归,修身立德,化民成俗。为儒门同道创设一开放空间,切磋砥砺,互通声气。”
1月9日,苇杭书院进行了一场关于“孝道”的会讲,根据会讲规约,初次进入楠书房要在夫子(孔子)像前行礼,那是一幅有已故名家张岱年题词的“孔子行教”像。
杨汝清介绍,2010年,苇杭书院还将围绕“礼”进行多次会讲。
深圳孔圣堂是洪秀平的朋友周北辰主持的一个道场。2009年10月11日,深圳建市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在东湖公园举行。当天,孔子青铜圣像在深圳东湖公园揭幕,深圳孔圣堂文化中心同时开业。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廖军文在剪彩揭幕仪式上表示,“返本”方能“开新”,儒家文化所奉行的“仁义礼智”、“忠孝诚信”是我们惩治腐败、振兴国民道德的有效力量。
揭幕仪式后,举行了传统祭祀礼仪。参祭人员或身着传统祭服,或佩戴儒巾,并宣读祭文,整个祭祀活动神圣而庄严。然后,孔圣堂堂主周北辰身着周制玄端,按“孔圣堂儒家传统婚仪”为四对新人主持了婚礼。
周北辰师从蒋庆先生。之前,孔圣堂每周在东湖公园举办儒学讲座,很多深圳市民甚至来自广州香港的市民前来听讲。周北辰相信,儒家文化复兴的深圳孔圣堂模式必将复制推广到全国。
杨汝清教过的一个弟子比他本人名气大得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外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他在牛津大学的对话体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自从这位加拿大学者和夫人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以后,他就变得越来越“中国”了。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后,他最终选择了收入和学术环境都相对不太好的清华大学。
贝淡宁以“自成一体的儒学教育家”身份自居,但强调“儒者不一定就老迈、保守和严肃”。“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全盘西化的看法,崇拜西方,想要完全离开自己国家的文化,按照别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使自己本身就是西方人,他仍然表示,“这太过分了”!
在贝淡宁看来,过去几年里,党的“儒家化”不断加剧,“经中央政治局审查通过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是为党的儒家化盖上官方认可证,马克思和毛泽东走了,孔子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新面孔”。
“富而好礼”者
在儒学“道场”的建设中,企业家的赞助往往占有相当比例。显然,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富而好礼”比“为富不仁”更为常态。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人物之一陈明表示,对于自己十多年来复兴儒学的坚持,“富而好礼”者提供了相当的无私支持。
中国的“富而好礼”者似乎是越来越多了。北京大学最新一期的“中国国学百家讲坛董事长高级研修班”1月22日在广州开班,并将在西安、成都、上海、深圳、郑州等全国14个城市巡回培训,这个收费不菲(约3.6万左右)的培训班对于企业家具有相当吸引力。知情人士透露,北大国学班经营收入超过北大哲学系总收入的一半。
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大讲堂企业家博士课程高级研修班”则更邪乎,课程费用高达4.28万元,据说也挺受到企业家的追捧;而其“世界政商领袖国学碩士课程高级研修班”,更是以仅3天的学习时间,收费高达2.8万元。
此外,清华大学国学与管理智慧总裁(CEO)班、武汉大学“乾元国学讲堂”、中山大学人文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复旦大学国学总裁班等,均在国学教育培训市场上斩获颇丰。深圳甚至爆出“天价”民营国学培训,仅上18次课,学费高达16.8万元,只招收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企业的总经理和董事长。
近年来,企业界精英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一直以来有增无减,大学举办的以企业管理人员为对象的国学班正在四处发展,与蓬勃发展的中国民营经济形成了配合的态势。
1月27日,有“中国创业营销教父”之称的翟鸿燊在厦门海悦山庄为厦门企业家和广大国学爱好者,从“见贤思齐、立德修身、忠孝天下、处世之道、沟通智慧、人脉建设、团队精神、团队打造”八个方面阐释“国学应用智慧”。
这是厦门总商会组织的“国学大讲堂”活动,去年11月的第三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翟鸿燊以一场“企业家如何内圣外王”的演讲,赢得了现场企业家的激烈反映,纷纷要求总商会请翟鸿燊再来厦门讲学。
浙江方太集团在经济危机严重的2008年建立了——“方太孔子堂”。方太是中国厨电行业的领航者,总裁茅忠群把儒家管理模式作为方太的“镇山之宝”。他希望让企业的员工和中层领导到“方太孔子堂”,通过吸引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来讨论企业的变革及自我变革之道。
“方太孔子堂”主要用于方太集团儒学的相关教育,包括内部的儒学宣讲与学习交流、外聘国学导师现场授课等。茅忠群表示,“要推行一种文化和思想,需要一个场地,这是建立孔子堂的初衷”。
从2008年推行儒学管理至今,茅忠群已经亲自为员工专场讲述儒学理论近十次。方太还为每位员工购置了《三字经》、《弟子规》和《千字文》等传统文化启蒙读物。茅忠群对方太的普通员工的讲话,往往超半在灌输如何做人,如何学习孔孟之道。
而方太的老掌门、茅忠群的父亲茅理翔,仍然潜心于自己所创办的“家业长青接班人学校”,欲把它办成“真正的中国民营企业接班人的黄埔军校”。而茅理翔所秉持的观念,也是“富而好礼”的孔子价值。
失败孔子的伟业
在电影中,孔子是似乎是一个失败者,一度颠沛流离,并自嘲“惶惶如丧家之犬”。胡玫希望,电影能够以这种深深的挫败感产生共鸣。
但即使从世俗的标准来看,孔子也很难被称为失败者。
孔子54岁时“摄行相事”,成为鲁国的代理首相。然后,孔子在鲁国推行“新政”,试图削弱豪强大夫家族影响,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即“堕三都”和“抑三桓”。结果遭到鲁国显赫的三大家族季氏、孟氏、季叔氏等利益集团反对,“新政”未能成功。第二年,出于对终日迷恋声色犬马的鲁国统治者失望,孔子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
此后14年左右,孔子带着他的“影子内阁”在春秋诸国颠沛流离,各国虽然对这样一支文事武备齐全的班底表面上礼敬有加,但背后却戒备异常,没有诸侯国敢真正地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他来试验“新政”。毕竟,孔子的团队是一个具有政治宗旨(克已复礼,令天下归仁),共同的价值观念(仁、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且有组织系统,人数众多的雏型政党。
即使在“流亡”时期,孔子也对当时的天下局势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影响曾在一次未遂侵略中得到体现。当时强大的晋国密谋吞并弱小的卫国,而晋国的幕僚们纷纷反对,因为孔子和他的一群弟子都住在卫国,这些弟子藏龙卧虎,而且与各国诸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攻击卫,必会遭到失败。
同时,各国在遇到内忧外患急需“维稳”之时,也常常请求孔子的帮助,其中仅子路就数次被孔子派出“帮忙”,多次帮助卫国、鲁国等赢得抵抗“侵略”的战争。
正是这个党团的形成,使孔子具有了“素王”的地位,并且对当时的时代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他在所到诸国得到尊敬,但同时也受到怀疑,戒备和监视。
正因如此,孔子自嘲“惶惶如丧家之犬”。现实的世界让孔子无法弘道救世。
鲁哀公十一年,68岁的孔子被鲁国从卫国迎接回来,并尊为“国老”。但此时的孔子已经对救鲁国之世不想付诸太大精力,他想把自己的余生用于更重要的事业,为后世立法。于是,孔子开始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以待后世有道者出现。
孔子先后对《诗》、《书》、《礼》、《乐》、《易》、《春秋》进行了全面整理。这六部经典被看作是历代中华先王累积遗传下来的文教经典,曾在西周时期经过周公完善。孔子整理编撰以后,“六经”(后《乐》失传,变为“五经”)成为华夏文明的基础,因而孔子被称为中华文化承前启后的至圣。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的钱穆曾这样评价孔子,“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这一番话讲于1974年4月,当时大陆正在大兴“批孔”运动。
“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按照著名学者李泽厚的看法,虽然儒学在历史上所依托的传统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家族制度等在二十世纪虽然已经全面解体,但儒学“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
“事实上,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八荣八耻等治国理念,即使不能说直接来自孔子和儒家文化,至少可以说深受孔子和儒家文化影响。”王达三表示,“八十年代的孔子,只是个好坏参半的凡人;九十年代的孔子,则是个影响巨大的学者;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孔子,已经再次成为中国的圣人!”
儒家公共知识分子
1月20日,儒学爱好者常光顾的“原道——儒学联合论坛”又开放了,这个论坛网站的宗旨是“儒家情怀,儒学理念,儒教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打造中国最好的学术思想论坛”。
在2009年下半年的“网络扫黄”运动中,“儒学联合论坛”莫名其妙地被殃及池鱼。网站恢复以后,这一网络论坛的组织者——首都师范大学陈明副教授(诚明)颁布了新的版规:“勿得违反国家律令,勿得谈论敏感话题,勿得传播异端宗教,勿得狎侮往圣先贤,勿得互相诋訾攻击。”
但是,也许是“敏感话题”难以界定,也许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公共性太强而喜欢讨论敏感话题。
陈明附上一句,“敏感信息实在要发就先发到我信箱吧,拜托!”
目前,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网站已有几十个,互联网博客的出现更成为民间传统文化爱好者研究者的嘉年华展场,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性的文化力量。在激烈的保守主义者蒋庆看来,儒学网站无疑是传统书院的一种现代表达方式。
陈明和蒋庆、盛洪、康晓光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四位旗帜人物。为了宏扬儒学,陈明曾被他当时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的同事告状,导致他的研究员职称得而复失。到现在,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头衔依然是个副教授——从社科院的副研究员转到大学里的同级职称。
同时,他以16年的时间惨淡经营的一份同人刊物《原道》——被著名学者李泽厚称为“唐吉诃德精神”。其中前十年换了七家出版社,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我一个月才二千块钱的工资,而且都是我一个人搞,我能搞得过来吗?”
尽管如此,陈明仍被一些人看作是“伪儒”,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儒学应当毫无疑问地接纳民主宪政理念”,或许是因为他相当“随性”的处世态度。一说到这里陈明就笑,“难道儒学非得把自己搞得像个老学究才算真儒吗”?
在陈明看来,建构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国现代国家形态,儒家注定不能成为旁观者。这使他常常关注“敏感”话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统一问题、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制度的进步、意识形态等各种“敏感”话题他都“从儒家公民的立场”进行关注。这也使得陈明不好意思在自己管理的论坛上过分限制“敏感话题”。
“我为这事(回归孔子价值)前后忙乎了十几年,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陈明说,现在国学热终于真正的热到根子上了,孔子和他编修的《五经》显然是国学的根本。因此,对于电影《孔子》,陈明持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
“儒家文明的前途与民族生命的未来兴衰与俱、荣辱与共。没有民族生命的重振,儒学的复兴没有意义;没有儒学的复兴,民族生命的重振没有可能。”陈明说。
虽然有时候被海外舆论称为“御用学者”,但陈明对官方儒学并不感冒,在他看来那些主事者似乎满足于追潮流、出政绩、谋私利,“一个孔子学院网站居然耗资数以千万计!”“我看真正的希望在民间,它们是过去儒学生生不息的基础和动力,也将是今天贞下起元一阳来复的基础与动力。”
为此,陈明提出了儒教的公民宗教说,陈明希望国家能给儒教发一个“合法经营牌照”。“一方面是强调儒教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是要争取儒教在公共领域发挥较大的影响作用”。
在陈明看来,儒学在重建的过程中需要吸纳新的元素,例如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自由民主理论,新左派的公正理论等等。
“我和我们的《原道》、‘儒学联合论坛’就都是这个民间社会民间儒学的一份子。只要有关方面不打压,它就会自然的茁壮的生长起来。”
刊发于《世界博览》杂志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