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胀“破5”之后，宏观调控当局之所以下决心即使牺牲部分增长也要压住通胀，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未来的通胀会失去控制，会演变成年率超过10%的恶性通胀过程。其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所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与由于货币超发所形成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是不同的通胀类型，所以不可能演变成恶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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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输入型通胀看，源头在国外，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天量货币，并用这些货币拉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结果，也是金融资本分割产业资本利润的一种新方式。但如果金融资本用不断拉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方式，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分割得过多，甚至侵蚀到生产成本，就会导致产业资本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被迫收缩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实际需求减少。此外，资源产品价格上升向下游产品的传导，最终也会引起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收缩，而生产企业与居民的实际需求收缩，都会反过来压抑大宗商品金融泡沫的膨胀，甚至刺破这些泡沫。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被破坏，金融机构也纷纷倒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从暴涨转为暴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接近150美元/桶下跌到40美元/桶。
所以，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泡沫不会被持续无边际地拉升，而是有实际需求的抑制，以及金融危机的打压，输入型通胀就不会是单边上升的态势，而是会表现为大起大落，底部逐步抬高的过程。
从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胀过程看，其源头在于中国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农产品供给增长率，赶不上由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所共同构成的食品需求增长率。在人与地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地而不是人，因为不能不让人吃饭，也不能不让人生孩子。虽然耕地有限，但可以通过提高耕地的产出率来增加食品供给。比如2010年与1998年相比，中国的耕地面积减少了6.5%，粮食总产量却提高了6.6%，棉花产量提高了32.7%，油料产量提高了40%。所以，土地产出率的提高是耕地减少的对冲因素，也是缓和人地矛盾的关键因素。
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减少都是缓慢发生的，所以是经济中的慢变量。仍从1998-2010这12年看，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0.6%，耕地年均下降速度是0.5%，再加上由于农业科技发展与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不断推动着土地产出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着人地矛盾。这就决定了人地矛盾所导致的通胀过程，必然是一个缓和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至新世纪初这20多年时间，农村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潜力与不断提升的土地产出率，大体上可以抵消掉工业化与城市化占用耕地对农产品供给的负面影响，但是近8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各地区的耕地占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耕地占用纷纷碰到了“红线”，中国的人地矛盾就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点，从而使食品推动的通胀具有长期性。
从实际情况看，2003-2010年的年均通胀率(CPI)为2.7%，而同期的食品价格年均上涨率为6.5%，按34%的食品价格权重计算，对这一时期消费物价的影响大约是年均2.2个百分点。考虑到未来的人地矛盾会趋于尖锐，食品价格的年均上涨率可能长期在年均10%的水平，因此对通胀的长期影响力，就是每年会将通胀推升3个多百分点。
再来看工资上升对通胀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引起工资成本增加，在不改变分配关系的条件下，企业主为了保持利润水平，就会通过提价来转移工资成本上升的负担。由于劳动力的短缺是进入到了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的增长由于人口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开始赶不上经济规模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这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仍然不是一个“快变量”。同时，在成本上升推动下，企业也不会只走提价这条路，越往长期看，企业消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方法就越会向产品、技术与管理升级方面发展，寻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道路。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劳动力短缺与成本上升，往往是一个国家企业与产业升级的动力。
综上所述，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其诱发因素或者是“慢变量”，或者是有较强制约。所以我认为，这三方面的力量所复合形成的通胀，不会导致年均10%甚至更高的通胀率。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在6%上下浮动，在国内外经济都“过热”，且大宗商品价格泡沫严重膨胀的时候，可能会接近10%，但是如果发生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也不排除发生通缩的可能。
中国的通胀率，上世纪80年代平均是7%，90年代平均是7.2%，只是新世纪以来才降到年均2.1%。但进入到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中国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地矛盾和劳动力供给都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世界资本主义也是在新世纪初显著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大的历史阶段性变化集中出现在最近十年里，由此也深刻改变了通胀的性质，所以长期忍受5%-10%之间的通胀率，可能已经是继续保持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必然前提。看不到这些大的变化，仍然沿用以往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就难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通胀率平均值是7%，90年代是7.2%，新世纪以来才降到年均2.1%。但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地矛盾和劳动力供给都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世界资本主义也是在新世纪初显著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大的历史阶段性变化集中出现在最近十年里，深刻改变了通胀的性质，所以长期忍受5%-10%之间的通胀率，可能是继续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必然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