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　刘毓庆　郭万金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随着古今对于《诗经》认识的变化，《诗经》学术史的建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战国时代直到清末的两千多年，《诗经》一直被奉为神圣的经典，关于它的学术史也被纳入经学史，成为经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以后，对于以《序》、《传》为代表的传统《诗经》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并认定《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一定位的根本要点是彻底否定其经学身份而突出强调其文学特质，受这一观点的支配和影响，20世纪出版的几部《诗经》学术史的构成框架基本上是以《诗经》的文学研究为中心而辅以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的模式。

    最近出版的刘毓庆、郭万金的《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在《诗经》学术史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创新精神，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史论”的创新起于对研究对象的界定。“《诗经》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的基质，属于传递先民心灵信息的文学；“经”是她的文化角色，是体现封建文化正统的精神武器。“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结合全书的论述可以知道，这里的“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除了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封建意识形态之外，更有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亦即全民族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质。《诗经》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元典，其意义和价值，除了“要为社会的永恒稳定构建和完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还表现在建构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塑造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上。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出发建构《诗经》学术史，不但超越了宣扬先王教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古代经学史，而且也不同于以文学研究为中心辅以其他有关学科研究的《诗经》学术史，而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

    作者从新的视角和思想高度出发，对学术史上的很多问题都做了新的阐释。例如，从华夏文化承传的意义上审视孔子编《诗》，认为《诗》的编定是奠基这个“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最重要的一步工程，标志着它们的正式确立。又如，对于《诗序》的以“美刺”为核心的诗歌评价体系，以前的学术史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于将诗歌作品政治化和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解释予以彻底的否定，但“史论”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倡导文艺对政治的干预，是“诗人自觉地以诗为武器，对不良行为和风气进行批评、对美好事物进行颂扬”，并把它作为儒家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予以肯定。

    解诗视角由文学转向文化，极大地开拓了学术史研究的视野，作者注意到学术史发展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诗学观念和解诗重点变化的时代政治思想原因。例如，为了适应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汉儒对《诗经》的解释，特别注意“与当代政治及社会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由单纯的“经义”疏解和阐释发展到把诗义作为行为准则落实于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明经致用”直接导致了从“经学”到“经术”的演变。《诗经》学术史上的这一重要变化，从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使经典研究与政治方略的炮制融为一体，为两千多年儒学思想的与时推移起到了典范性作用”；而从道德精神发展的角度看，则是缩短了经典与当代人生的距离，发挥着精神导向的积极作用。

    作者认为，“为了引导现实政治与人生”，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古代的经学家对《诗经》作的是“适合时代需要的阐述和理解”，是《诗》的“现代性”诠释。由于这种“现代性”诠释是文献精神与现实的结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所以才能够承载政治思想的与时推移和道德精神的塑造承传的历史重任。（赵沛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周南·关雎》——发源地：陕西合阳县洽川镇（黄河西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