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路遥
长篇小说《东望》作者 安力达
（此文收录在《陕西省作家协会
成立60周年纪念丛书》中）
路遥先生
本文作者：安力达先生
一个人活的时间长短并不像大多数人想得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要好好的活着，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活出个人样儿来，让世人想起他就难过就惋惜就尊崇就怀念。那么什么是充实？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人样儿？《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用他平凡的人生给出了答案。虽然他过早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离开了许许多多像我这样得益于他诚恳而直率的教诲的文学爱好者们。但我永远怀念他。
1979年8月的一天，我从汉中出差回来，发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封信。白色的信封上《延河编辑部》几个字透过玻璃在我眼里慢慢地放大，而且越来越大，终于占据了我的整个视野。我抽出信封，撕开来，撕的过程中手却不抖，这让我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能如此冷静地对待在我心目中是那么神圣的编辑部的来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是退稿签？我拥有的太多了，家里的墙上已经贴满了。是采用通知？我连想也不敢想，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是天上的太阳，可望而不可及呀！展开信纸一看，两者都不是，来信约我去编辑部谈谈我出差前寄去的一篇名叫《向上看齐》的5000字的短篇小说，署名是路遥。正是这封信使我有幸结识了这位后来闻名全国的大作家。
尽管当时的路遥并不像后来那样出名，只是《延河》小说组的一个普通编辑，但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就迷恋于小说并且想入非非的文学青年来说，仅仅是“编辑”这两个字就足以让我无比敬畏了。为了克服自己内心的胆怯，我找到当时在东关钢材改制厂工作的孙豹隐（后来他当了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块去编辑部见路遥。记得那天我们两人是骑着自行车去的。秋高气爽，凉风习习，孙豹隐一路行一路给我畅谈文学和写作。我心里有事，边走边为和编辑的即将会面打腹稿，自然不能像他那样谈笑风生。
到了编辑部，孙豹隐把我带到一座门前有个小花园的老式平房里。一明两暗，路遥的办公室在左手，门开着，屋里像所有编辑的办公室一样，谈不上乱，也谈不上不乱，墙角堆着一堆还未启封的杂志。一个人正趴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校对稿件，许是听见有人进来，他抬起头用他那特有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之所以用“特有”这个词，是因为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明显的疲惫和隐隐的伤感，并感到在这疲惫和伤感下面还隐藏着某种痛苦，一种当时我所不能理解的痛苦。而且在以后和他见面的时候我总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他给我的第二个强烈印象是黑，他那张黑黑的方圆脸和我想象中的戴深度近视眼镜脸色苍白的编辑形象相去甚远。孙豹隐显然和他很熟，向他介绍了我，当然也介绍了他，于是我知道他就是约我来的路遥。大概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就被莫名的紧张所控制，以至于他怎么让我坐下，对我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清楚了，路上打的腹稿也忘得一干二净，唯一保留到现在的清晰的记忆就是感觉到汗水在我的胸前渐渐渗出，慢慢地聚集成汗滴，然后迅速地流淌到腹部，一会儿工夫我的衬衫就湿透了。
从8月到第二年3月这一段日子，由于改稿的原因，我经常得到他的帮助，接触比较频繁。渐渐的我进一步认识了他，我在编辑面前惯有的紧张也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渐被尊重和敬佩所取代了。路遥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对后进者循循善诱倾其所有毫无保留。
记得我的小说改到第三稿的时候，已经是严冬腊月天了。他又一次约我到编辑部去，一见面他就劈头盖脸地直奔主题：“你想不想让你的小说发头条？”我一时被他说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见我懵懵懂懂的样子，他便又笑道，“你的小说改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但是我们编委会研究之后认为，小说题材选得很新颖，具有进一步修改的基础，我们希望你能再做一次大的改动，争取达到头条的标准。当然，如果你不愿再改也可以，只是我们觉得就这样发表有点可惜。”说实话，当时我根本搞不清楚头条和末条有什么区别，但我还是一脸坚定地接受了他的建议。路遥很高兴，赞许地看了我一眼之后，随即变得严肃起来，说：“从你的小说来看，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小说同时也暴露出你的很多不足。不客气地说，你毫无写作技巧，根本不懂文章结构，你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写东西，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这不行。”他说完后连看也不看被他这一席话弄得十分沮丧的我，随手从桌子上拿了支半截铅笔扔过来，“我来试着帮你重新构思一下，你看行不行。”我急忙拿起铅笔，满桌子找纸，可是那天巧了，他的桌子上除了一叠他正在看的校样之外居然连一张可用的废纸都没有。他看见我那副窘样子笑了笑,四处张望了一下，从堆在墙角的杂志包上撕了一片包装用的牛皮纸放在我面前，然后点着一支烟在屋里踱来踱去，边走边从结构顺序、情节安排、人物性格、环境描写以及道具在小说中的作用等等方面提出他的修改意见，并且时不时地顺便对我进行一些启蒙式的教诲，甚至连一些细节和对话他都给我设计好了。他时紧时慢地说，我急急忙忙地记，他说的如数家珍，我记的满头大汗。一个多钟头中他时而紧锣密鼓，时而娓娓道来，极少有间断的时候，真让我心悦诚服的五体投地。
他说完了，有些疲倦地坐到位于屋子中间的火炉边的一把椅子上，又点着一支烟，并招呼我坐在炉边的另一把椅子上。记得当时炉盖上烤着一个焦黄的馍，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他的午饭。我由衷地赞叹道：“你可真是个天才。”他苦笑着摆了摆夹着香烟的手说：“我是什么天才？我觉得我现在连小说怎么写都不知道了。但我还是要坚持写下去，写生活，写人生。”接着他就给我讲了他正在创作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后来这篇小说在全国获中篇小说奖）的某些章节，讲他在创作中遇到的困难。讲他曾经经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讲他的人生，讲他在陕北那个贫困的村子里的贫困的生活，讲他小时候要脱离农村的决心，讲他文革时期的努力和遭遇，讲他怎样进了城后不得已又重新回到农村又如何刻苦自学进入延安大学的经过。他讲到这里很动情地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证明我和城里人以及别的所有的人是一样的人，只是要证明我自己。”
这时候我又一次在他的脸上感到了那种深埋着的痛苦。当时我就想：他一定是个被痛苦压抑着的人。一位作家说过，痛苦和女人是创作的两大源泉。痛苦伴随着他，他品味着痛苦，体验着痛苦，痛苦帮助他理解生活，他在痛苦中创作。
那天我告辞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没动，头低着，似乎依然沉浸在刚才的谈话中，又似乎在专心地看那个烤馍。当我一脚里一脚外的就要跨出门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说：“你的小说名字要改一个新的才好。”
我按着他的建议把《向上看齐》改为了《蜡做的翅膀》。后来在《延河》80年3月号上发表时就用的这个名字。小说也已经从最初五千字的短篇变成了近两万五千字的中篇。
三十几年的日子苦捱苦受地过去了，每当我拿出那本已经变黄了的《延河》杂志翻看《蜡做的翅膀》的时候，那座一明两暗的老式平房，那些墙角堆着的杂志，那个铁炉子，炉盖上那个焦黄的烤馍总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看见路遥低着头，专心看那个烤馍时的样子。在那些风雨沧桑的岁月中我无可奈何地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但我从不敢抱怨生活以及伴随着生活而来的痛苦。因为这些苦难让我理解了人生，理解了痛苦，理解了路遥。人活着才有痛苦，体验痛苦就是体验生活。在这方面，路遥给我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我感激他，也感激所有的编辑们，因为他们是为我们搭梯子的人。
【附：作者安力达简介】
小时候，五十年代出生的他被喻为祖国的花朵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长身体的时候，他不幸碰上了困难时期，“瓜菜代”吃得他一脸菜色，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上学期间，又遭遇了十年动乱，父母被关进“牛棚”挨批斗，他流离失所，栖身于城墙根窑洞，混迹于乞儿之中，吃过贴大字报的糨糊，饭馆里讨过残羹剩饭；中学没毕业便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上山下乡到秦岭山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后被招到陕西安康电业局当工人，七年后调入西安供电局工作。到了结婚年龄，国家提倡晚婚晚育，结果剩男剩女稀里糊涂成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轮到升职了，却又刮起了文凭风，好不容易取得了文凭，年龄又过了硬杠杠……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顶头风，他和同龄人走过了同一条艰难的生活道路。
曲折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人生，正如他在《感念路遥》一文中写到的那样：“苦难让我理解了人生，在这方面，路遥给了我最好的启迪，我感谢他。”于是，他拿起了笔……多少文字见诸报刊？他没数过，字又不是钱，大概总有百万吧。
代表作：
中篇小说《蜡做的翅膀》1980年发表于《延河》3月号，责任编辑：路遥
长篇小说《东望》 2012年10月出版，作家出版社，责任编辑：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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