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师季羡林

父亲荒唐离奇大起大落
　　季羡林的记忆里，在他十一二岁时就已离世的父亲，给他这个儿子留下的仅仅是“荒唐离奇”四个字。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北一个叫官庄的地方。《文集》中“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中写道，“家里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当年贫困的家境，使季羡林不得不在年仅6岁的时候，离开双亲去过寄人篱下的日子。
　　季羡林是后来才听说了父亲“荒唐离奇”的故事：“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一下。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
　　母亲：大师一生永久的悔
　　季羡林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并不比和父亲的多，但他却始终心怀依恋之情：“我一生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这样一位母亲，似乎是乏善可陈的，但季羡林的心底却始终留有幼年时母爱的温情，“一讲到母亲就会讲到吃的东西来。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我们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真有点谈‘红’色变了。但我偶尔能吃点‘白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红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到了歉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季羡林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以后，季羡林曾在极度痛苦中写了一幅挽联表达悲切的心情：
　　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婶母与爱妻温馨的家
　　年过九旬，让季羡林怀念的是他曾经有过的那个“温馨的家”———季羡林、婶母老祖与爱妻德华三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庭：“老祖是我的婶母，全家都尊敬她，尊称之为老祖。她出身中医世家，人极聪明，因自幼丧母，没人替她操心，成了一位山东话称之为‘老姑娘’的人。年近四十，她才嫁给了我叔父，做续弦的妻子。她心灵中经受的痛苦之剧烈，概可想见。然而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从来没有对人流露过。德华是我的老伴，是奉父母之命，通过媒妁之言同我结婚的。她只有小学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闹过对立，发过脾气。她也是自幼丧母的，青年时代是在愁苦中度过的。”
　　就是这样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使季羡林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人生当中的六十年，据他回忆，“这个家六十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我想，这即使不能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正当家庭经济濒于破产的时候，季羡林获得了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只不过是想苦熬两年，镀上一层金，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如此而已。焉知两年一变而成了十一年。”在季羡林心底充满对亲人的感激，“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让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华；二小，我的女儿和儿子，能够有一口饭吃，才得度过灾难。”
　　猫猫狗狗心灵的安慰
　　在季羡林的脑海中，始终留有父母家门前一条老狗的影子，这条老狗揪住了季羡林的心，整整有七十年。
　　七十年前，季羡林正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在那年秋天，他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回乡奔丧。极度悲痛的季羡林，每天晚上在家徒四壁的老屋为母亲的棺材守灵。“老屋的破篱笆门旁地上总有一团黑东西，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确是有的。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它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它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
　　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季羡林就要离开故乡。在他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那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季羡林当时泪流满面，俯下身，抱住了它的头，亲了一口，“虽然很想把它抱回济南叔父家，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眼泪向肚子里流”。
　　此后，他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它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它决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它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它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
　　季羡林后来在家里养猫，养第一只猫叫虎子，脾气真像老虎，极为暴烈。但它对主人却十分温顺，晚上经常睡在季羡林的被子上。“晚上，我一上床躺下，虎子就和另外一只名叫猫咪的猫，连忙跳上床来，争夺我脚头上那一块地盘，沉沉地压在那里。如果我半夜里醒来，觉得脚头上轻轻的，我知道，两只猫都没有来，这时我往往难再入睡。”在白天，两只猫会跟随季羡林出去散步，上山下山，这样的情景甚至曾经成为燕园中一道着名的风景线，名传遐迩。
　　后来，季羡林又养了四只纯种的、从家乡带来的波斯猫，“它们活泼、顽皮，经常挤入我的怀中，爬上我的脖子”。其中一只尊号“毛毛四世”的小猫，在爬上季羡林脖子的时候，正巧被一位摄影家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内抢拍了一个镜头。照片赫然登在《人民日报》上，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而“毛毛四世”也成为蜚声猫坛的一只世界名猫。晚年季羡林因这些猫而感受到安慰，“虽然我们家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你难道能说这不是一个温馨的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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