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 中新社

    她的人生

    雷洁琼（1905-2011），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2011年1月9日，雷洁琼在北京溘然长逝，走完了她106载的传奇人生。

    这是一位览尽中华百年风云，见证民族沧桑巨变的伟大女性。

    她的名字，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耳熟能详。作为民主斗士，她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亲历“下关惨案”，曾和毛泽东一起商谈建国大业，出席开国大典；作为国家领导人，她高瞻远瞩，鞠躬尽瘁；作为民主党派的一面旗帜，她关注民情民生，积极建言。

    但是，你或许并不知道这样的雷洁琼：

    虽曾久居政坛，位高权重，却从未离开教师岗位。正如她所言，“说到底我只是一名老教师，在所有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

    虽历经战火纷飞，人生起落，却从未放弃学术研究，一生探索社会学中国化，开创了社会工作学科，走出独特的学术轨迹，享誉学界。

    虽德高望重，身居要职，却从无骄奢之气，是学生眼中温良平易的可敬老师，是亲人眼中爱吃广海咸鱼、开平腐乳，宽容大度、乐观豁达的和蔼老人。

    抛开众多耀眼头衔，这位世纪女杰的教育情怀、师者魅力、学者气度、长者风骨，仍足以让世人敬仰与怀念。

    1938年在江西农村宣传抗日 资料图片

    1 少年秉志 科学民主

    1946年6月23日，一辆来自上海的火车停靠在南京下关车站，上海各界人士赴南京和平请愿团的9位代表提着行李准备出站，突然人群中出现一伙“暴徒”，不由分说对他们一顿拳打脚踢。混乱中一个身材苗条、面貌清秀的女子，护着一位老者，并将手中的公文包死死抱住，鲜血浸透了衣裳。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那位女子就是9位代表中年纪最轻的一位——雷洁琼。

    2011年1月13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雷洁琼先生追思会”上，师生共同追忆“民主教授”雷洁琼的传奇人生。时光流转，众人仿佛回到了那个民族危亡、国民觉醒的年代。

    那是灾难深重的20世纪初。广州街头，雷洁琼像男孩子一样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被父亲的朋友告了状：“一个女孩子，这样招摇过市，像什么样子？”而父亲却向女儿投去赞许的目光。

    雷洁琼是幸运的，她生于广州一个开明、富庶的家庭。父亲雷子昌是美国归侨，中过晚清举人，深受维新思想影响。1905年，雷洁琼诞生，父亲十分喜悦，丝毫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在父亲的影响下，雷洁琼自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并常常跟随父亲向劳工进行宣讲：“叔叔、伯伯，你们不要到海外去做劳工，不要受欺骗……”

    1913年，雷洁琼考入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女师是一所开明的学校，学校教师中有在法国勤工俭学、思想进步的回国留学生。民主与科学，逐渐在她的心中萌芽。

    此后，雷洁琼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爱国运动中。

    1919年，她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在广州街头的汹涌人潮中振臂高呼，登台演讲，痛斥北洋政府卖国罪行，揭露帝国主义强盗行径。那一年，她14岁。

    1931年，她从美国学成归国，受聘于燕京大学。回国仅两周，“九·一八事变”爆发，她与郑振铎、顾颉刚等教授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

    1935年，东北三省沦陷，她与学生一起冒着凛冽寒风，并肩游行，参与“一二·九”运动，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学生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女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不久后，她便辞去燕京大学职务，毅然奔赴抗日前线江西，撰写文章，举办讲座，创办刊物，发动群众，培训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

    终于，她等来了抗战胜利的喜讯。1945年12月30日，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她与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早在江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她便结识了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有了密切的交往。1949年初，她奔赴西柏坡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商国是，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亲密合作的伟大事业。

    当新中国的曙光照耀大地，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之一，她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

    此后，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她数十年身体力行，忠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关注民情民生，积极建言献策。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成员的一面旗帜。

    在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她还先后担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港澳顺利回归、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殚精竭虑。同时，她的身影也活跃于大量外事活动中，为增进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6月23日,雷洁琼在上海反内战群众大会上演说 资料图片

    2经世致用 学界泰斗

    1924年，雷洁琼抱着科学救国之志负笈海外。她没有遵照父亲的愿望学习美术、医学和法律，而是选择了赴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多年后，她对此的解释是，中国贫弱，社会弊病太多，社会学可以寻求医治中国问题之良方，探索救国救民之途径。

    “作为一个青年时代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学者，选择社会学是和她一生崇尚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她的社会学思想也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之上。”雷洁琼的学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说。

    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由于刻苦钻研，雷洁琼深受师长喜爱。着重探讨旅居美国的华人后裔受东西方文化影响后人格成长特点的硕士毕业论文《美国华侨的第二代》，博得南加州大学教授们的赞誉。1931年，雷洁琼获得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

    不久，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去美国聘请应用社会学专业的教师，雷洁琼欣然受聘。此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授课教师多为外籍人士，几乎没有中国人可以讲这门课。回国后，雷洁琼教授“儿童福利”、“妇女与社会”、“社会服务工作”等课程，主攻现在称为“社会工作”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走上了将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

    “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这是她在美国留学时就形成的信念。在雷洁琼的学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看来，“学以致用”是雷先生终其一生的学术追求。“她特别强调要用社会学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她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人口、妇女、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等问题。”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雷洁琼将专业知识同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与实践之路。

    “雷先生坚持自己讲授的课程必须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杨善华回忆。这位富家小姐经常带领燕京大学学生到北京市的天桥贫民窟、育婴堂、施粥厂、妓院了解社会底层生活状况，还常带学生去香山慈幼院实习，到定县参加平民教育运动，参加清河实验。

    “用资料说话”也是雷洁琼严谨学风的一种体现。她的学生回忆，一次小组讨论，几位学生为中国大城市家庭结构未来的演变趋势发生了争论，相持不下。不知谁说了一句：“别争了，找雷老去，听听雷老怎么说。”雷先生听完后笑着说：“支持观点的最有力根据是资料。现在数据不是出来了吗，何不用资料来说话呢？”大家顿觉豁然开朗。

    “其实，早年在美国做硕士论文时，她就坚持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法收集研究所需的资料。从调查开始，她花了将近1年时间才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她日后的众多学术文章，都显现出她注重数据和资料的特点。”杨善华说。

    “她将社会学理念作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将社会调查作为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她的学生们这样总结她的学术特征。

    雷洁琼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她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即日后的中国政法大学。1966年，“文革”爆发，她与丈夫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至1972年，她被周恩来亲自点名回京，被安排进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她已经67岁。

    此后，她一直致力于恢复社会学系的工作。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学学科得以重建，她又开始为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奔走呼吁。

    1979年，在《有关社会学的几点意见》中，她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这是改革开放后恢复和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第一个呼声。

    1985年，国家教委于广州召开的全国高校系统社会学专业发展工作会议，雷洁琼和费孝通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她在会上指出，社会学恢复重建已6年，但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真正恢复，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必将出现对社会工作的新需求，呼吁教育部门有前瞻性地发展社会工作专业，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学科的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1987年9月，被社会学界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甸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论证创办中国社会工作学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雷洁琼在会上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我国应尽快创办社会工作学院。会议取得重大成果。很快，在社会学得到恢复和重建8年之后，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得到恢复与重建。1988年，在雷洁琼等人的争取下，北京大学成为我国（大陆）最早被原国家教委批准组建和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高校。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事业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史柏年介绍，至今，我国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学校已有252所，设立社会工作硕士点的学校58所，并有开设此专业的专科、高职学校等几十所。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这样评价雷洁琼对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她是中国现代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她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学学科重建尤其是北大社会学学科重建的领导者之一；她不仅培养出一批社会学专业人才，还亲自指导重大课题，成果斐然，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情系教育 师者风范

    在雷洁琼居住了30多年的寓所里，挂着一幅字画，上书“寿高德隆，一代名师”。

    “说到底我只是一名老教师，在所有称呼中，我最喜欢教授这个头衔。”雷先生曾这样说。

    从1931年回国任教开始，虽久居政坛，但她基本没有离开过讲台。对教师职业的绵绵深情，持续了一生。

    与雷洁琼有着60多年友情的著名作家冰心先生，曾撰文回忆当年雷洁琼刚到燕京大学任教时的情形：“一天，文藻回来对我说，我们系新聘来一位年轻女教师，是广东人，她不但教学认真，还常常带学生到乡下访贫问苦，真是个热诚的人。”

    多年后，每忆及燕园，雷洁琼总是心潮澎湃。燕京大学的老校友来访，她还会哼唱燕京大学校歌：“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回忆起恩师，雷洁琼的学生们更是感慨良多。

    1979年，在雷洁琼的倡议下，北大恢复了社会学系，她出任教授。那时她已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但还是抽出时间带研究生，开创了市长带研究生的先例。

    “我经常组织雷老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大课。”王思斌回忆，“她备课认真细致，板书一板一眼，思路清晰，哪里像个大官儿啊！她是出了名的大嗓门，没有扩音器，在能容100多人的大教室，每一排的学生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王思斌说，至今，雷先生声如洪钟，为纠正广东口音而在讲台上认真咬字的情景还常常浮现。

    至于雷先生的“大嗓门”，熟识她的人大都念念不忘。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曾这样理解：“她胸怀坦荡，宽宏大度，一切言行都坦荡无遗。她说，我不会小声说话。实际上是说，她没有不可公开讲的一己之私的话。”

    更加被北大师生称道的是，虽然政务繁忙，但她带的研究生都由她亲自指导，审阅学生论文时，还会逐字逐句认真批阅。

    杨善华回忆，他1990年准备毕业论文答辩时，突然流鼻血不止，一个月都没能恢复正常，只好推迟毕业。病好后为了赶论文，他每写完几页论文就把手写稿送到雷先生家中，送新稿时，旧稿上已被雷老用铅笔画上了道道和问号。“每次去雷老家，我都与她在客厅中讨论，时值酷暑，客厅里很热，雷老却很少舍得开空调，那年她已经85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曾是雷老的研究生，她至今保留着雷先生对她的论文初稿的修改意见，字迹清晰有力，略有修改，显露思考的痕迹。日后，她专门发表了题为《雷洁琼教授教我学术规范》的文章，文中写道：“从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我学到了怎样做学问，更学到了做人和做一名社会学者的高尚品格。”

    雷洁琼一生都对中国教育问题极为关注。她曾说：“中国有12亿人口，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一种社会负担还是社会力量，取决于国民教育的质量与普及程度。”

    从1954年起，她就写下大量与教育工作密切相关的文字，如《参加全国文教会议工作的几点体会》、《尊重教师就是尊重未来》等。改革开放之后，她在媒体上讲：“现在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引进，但唯有人的素质不能引进。要想提高人的素质，唯有依靠教育事业的发展。”1993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她很快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基础》。

    由于所作的学术研究涉及弱势群体，雷洁琼在特殊教育、贫困学生教育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2002年教师节前夕，北京宣武培智中心学校的学生们寄给雷老一封信，信中祝福雷奶奶生日快乐。这是一所在雷洁琼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培养智障孩子的学校。担任北京市社会学会弱智和自闭症儿童教育与康复研究分会名誉会长的雷洁琼认为，社会应多关心这些孩子，使他们学有一技之长，将来足以谋生，自食其力。

    她还曾亲自来到北京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看望那些来自贫困家庭、品学兼优的学生，并亲笔题写了“宏志班”三个字，勉励孩子们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教师是国家的宝贝，一定要想办法让教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雷洁琼把这样的愿望付诸行动。自1985年国家设立教师节后，每年教师节她都要参加有关方面的庆祝活动和座谈会，一直号召民进各级组织、广大会员积极推动全社会树立尊师重教风尚。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她还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国家重大法律的制定工作。多次不辞劳苦地率领全国人大常委、执法检查组到各地检查与监督法律落实情况，北京门头沟山区、深圳、珠海、沈阳、济南等地，都留有她的足迹。 4 奉献为乐 寿高德隆

    冰心曾撰文“抱怨”市场上只有寿星翁，买不到一尊女寿星。后来，她获赠两尊笑吟吟的“瓷寿星婆”，将其中一尊送给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雷洁琼。雷先生一直将其摆在书柜上。她的侄女雷浣妍说，雷老非常珍爱它。

    从1985年雷先生80岁起，人们便常常称她为“健康老人”。

    北大社会学系系友林少洲至今记得，1985年，他作为新生参加系里组织的“雷洁琼诞辰80周年和从教55周年庆祝活动”，雷老站在大门口，热情地跟学生一一握手。“她握手的力量极大，握得我的手都发疼！要知道，那时候她已经80高龄了。”

    雷洁琼的秘书高志芬回忆，1995年，雷老90岁，在承德参观外八庙时，一口气登上普陀宗乘之庙的254级台阶，让同行者惊羡不已。

    曾有记者在雷先生105岁寿诞时见到她，称她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身材匀称，体重保持在54公斤左右，血压也几十年保持稳定，听力和60岁的人一样，读大学时戴300度的近视镜，100多岁时还是这个度数。

    有人总结雷先生的养生之道：饮食清淡，偏爱新鲜蔬菜；饮食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即使逢年过节也不多进食，且从不饮酒；基本不服药，不吃补品，只根据医生的建议补点维生素。“我不懂医学，但我相信，经常工作，经常想问题，也是锻炼。只要脑子不出毛病，其他‘零件’的机能也都可以保持得很好。”雷洁琼说。

    “许多人都问雷老长寿的秘诀，我体会，雷老是一位有爱国、爱民、爱他人的善良之心的人，是一位一心为公、无私奉献、勤于动脑、性格开朗、平易近人的人。这就是雷老的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雷老长寿的根本原因。”高志芬这样理解雷先生的长寿。

    雷洁琼曾在《我的幸福观》一文中说：“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奉献，从而得到满足和快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2010年9月，民进中央举行“庆祝雷洁琼105华诞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便是“我的幸福观”。“这正是雷老为国为民持续操劳的内在动力，是她人格魅力的基础。”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说。

    在雷洁琼的学生们看来，也正是这样的信念，使她的人生充满光辉与赞誉，却又那么淡然而质朴；正是这样的信念，使她胸怀坦荡、宽容大度、乐观豁达，虽身居高位，却无骄奢之气，多与清正、勤俭、谦卑、克己相伴。

    雷洁琼的丈夫严景耀先生是犯罪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比她早谢世20多年，他们膝下无子女，雷先生晚年同侄女一起生活。她从不为亲戚谋利，晚辈多从事普通工作；她奉劝侄儿不要出国，在国内好好发展；她到基层常常多见教授少见官员；她的住地距北京市政府很近，虽有专车乘用，但是去市政府办公室经常安步当车；常到她家里的学生，即便和司机很熟，她也从未让他们“蹭过车”；有老朋友从美国归来，为请对方品尝北京烤鸭，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她让家里的保姆去排队购买；连他的学生希望给她的侄女和司机一件北大社会学系的文化衫，都被她坚决拒绝……

    雷先生生活简朴。衣服破了，缝补一下在家里穿，她的毛衣、内衣、丝袜都缝补过多次，夏天穿的黑绸裤，有的是三条改成两条，缝上补丁再穿。家中多是一些老旧家具，住房较窄，多年来都是卧室兼办公室。曾有一位到雷老家中采访的记者感慨地表示，来时以为走错了门，没想到一位人大副委员长的家竟是这样简朴，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居民的家。雷老多年坚持节约用电，有时夜间身体不适，无法入睡，保姆要给她开灯照明，她不同意，说“不要费电”，在黑暗中躺了许久才睡着……

    如今，斯人远去，音容犹在，风骨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