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内蒙古达拉特旗退休教师刘风

    2009年3月6日，在黄河边上的小镇树林召，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旗委宣传部、教育局、文联联合多家新闻媒体，一起为年近古稀的退休教师刘风召开《刘风教育论集》首发式暨研讨会。活动现场，听到教育界同行及远道而来的学生对自己的肯定，刘风老师哭了，哽咽着：“大家对我的评价太高了，那只是我的追求……”

    人们关注的目光为什么聚焦于一位退休八年且没有任何“特级教师”之类头衔，没当过“官儿”的普通教师？近日，笔者走近了刘风老师，试图解读一位古稀老人对教育事业近乎宗教般的痴迷。

    一生坚守“三个一”的教师

    早在1962年，刚走上教师岗位的刘风就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搞启发式教学实验。他尝试在乡村孩子身上应用循序渐进、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等教育方法。经过两年的实验，30个乡村孩子的统考成绩破天荒地排在全旗第一（这所乡村小学原本在全旗64个小学中排在倒数第二）。刘风由此声名鹊起，连黄河对岸包头市的教师都慕名前来考察学习。

    刘风对教育的执着和痴迷令人惊讶。至今，他还保留着从1962年直到退休时的1200份学生优秀作文，“文革”抄家时，怕被损坏，就藏在厕所里、柴火垛中。当如今也是满头华发的学生看到这些纸质低劣、颜色泛黄的作文时，激动得不能自已。

    1983年，年届不惑的刘风调到一所民族中学在蒙汉双语实验班教汉语文。为了找到两种语言的融通处，老马学途，他开始学起了蒙语，研究起了“双语教学”，并摸索出“垫路——搭桥——捅墙”三阶段作文训练法。毕业时，他带的这个班学生参加作文竞赛还获了奖。而当年刘风接手此班时，用小学三年级语文题测试这些初中生，全班平均成绩只有37分。

    刘风说：“我一生有‘三个一’——一生没耽误过学生一节课，没体罚过一个学生，补课没收过一分钱。”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刘风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为的是给孩子们做个榜样，要不哪来的说服力？”

    刘水生，刘风1964年教过的学生，如今已是50开外。那年，他因为交不起1.5元学费而辍学回家放羊了。每天把羊群赶出去以后，他就到学校附近徘徊。这一切都被刘风看在眼里。他对刘水生说：“那一块五毛钱我替你交了，明天你还是来上课吧。”此后，刘水生在刘风老师的资助下念到高小毕业，参军后还成了部队的“小知识分子”。

    多少年过去了，老师所教的知识大部分都忘却了，但说起此事，刘水生的记忆仍清晰如昨。

    扎根于生活土壤的草根式教育研究

    什么是教育？爱因斯坦的定义最令人深省：“所谓教育，就是忘却在校学得的全部内容后所剩下的本领。”基于此，一个教师只有变成学习型、研究型的人才可能从“教书匠”中脱颖而出。

    与其他的教育界有识之士一样，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刘风就认为，研究语文教学不能陷在语文教学这个圈子里，要跳出语文看语文，应从教育的整体高度和人才成长规律审视语文教学。他六次参加全国语文教育研讨会，在名家荟萃的会上认识了许多名家，张志公、于漪、钱梦龙、魏书生、宁鸿宾……从这些大师、名师身上，他贪婪地吸取营养；他大量阅读教育名著，从《学记》到《论语》，从《陶行知文集》到《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从杜威到雅思贝尔斯……大师们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和对教育的洞察，给了刘风无法计数的启示，而他也逐渐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草根研究者”。

    在刘风老师逼仄的书房里，几缕阳光从窗外射入，照在凌乱的报刊、书籍和草稿上。《论语类解》《梁漱溟文集》《走进新课程》《陈寅恪传》，等等，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知识的光芒。

    波兰教育家奥根说：“教学论不是凭思辨，而是凭先进教师经验的理论概括，以及实验和观察来揭示一系列规律的。”

    30多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刘风对教育整体和语文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可从他的三本教育文集《蹊边履痕》《杏坛余韵》《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中看出：既有宏观性的大话题关注，如，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如何唤醒人的灵魂？当代教育的危机是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什么样的课才是好课……又有微观性的细节研究，如，教“书”（教材），还是教“学”（学习）？口语训练的方法、课堂提问的技巧、评语的撰写、长文短教、短文深教，等等。

    或许，刘风的思考不是原创的，大师名师早已阐述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发现。但刘风的大半生生长在文化荒漠的乡村，艰难地生活在恶劣的社会环境里。他没有生吞活剥经典理论和成熟的教育思想，而是做了大量本土化、个性化的诠释、理解和消化，并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正如钱梦龙先生所说：刘风这种深深扎根于生活土壤的草根式研究，展现出一种别样的风姿。她虽不漂亮，却是孕育着无限生命活力的“溪头芥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