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做错事为何不爱道歉
发表时间: 2010-12-16来源:

8月25日,深陷学历造假漩涡的唐骏旗下的网游公司联游网络,通过借壳大华建设在纳斯达克上市,唐骏以3000万美元的联游估值,获得了大华建设增发的2500万股普通股,成为大华建设第一大股东,同时出任大华建设董事长。

这是继唐骏学历造假被揭露之后的又一爆炸性新闻,这一消息让人多少有些瞠目。唐骏没有为造假之事向公众道歉,没有引咎辞职,反而继续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仿佛造假风波与他无关,不管舆论沸腾,他自岿然不动。

无独有偶,禹晋永、李一等被接连揭露出造假、诈骗行为,当事人都没有任何致歉的表示,更别提那些犯了错误又继续大权在握的官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事情也渐渐地淡出了公众视线。这让人不得不诧异于中国社会怪异的道德环境,为何这些触犯到社会道德底线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为何他们可以对公众舆论置若罔闻?在对他们的“良好定力”唏嘘不已时,我们不得不担忧社会道德在溃败。

时代周报:在造假事实确证无疑的情况下,为何当事人仍然不为自己的行为道歉?社会的惩罚机制为何纷纷缺位?造假成本如此之低,公众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尺度为何越来越大?我国产生社会道德溃败趋势的根源是什么?如何重建社会道德体系?

范以锦 媒体没有惩罚权,但不能放弃监督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媒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到了监督的义务,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就觉得自己无功而返。道德上的谴责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会对他们的社会形象、影响力起到削减作用,如果媒体没有揭露,他们的社会危害可能会越来越大。

同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展现出来的媒体监督力量,会对社会起到警示作用,使有类似行为的人会收敛一些,使本来想这样做又没有做的人不敢做了。因此,即使媒体没有办法彻底地解决问题,但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件,还是要继续监督,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媒体有监督权,但没有惩罚权,所以这些人依然可以自由自在,对舆论置之不理。现在,我国的一些法律、规章还不够健全,存在许多管理空白,像类似事件由谁来管,管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很多人钻了法律的空子,最后逃之夭夭,有关部门不作为,该管的没有管,这是政府的问题。

这些人既然有胆量去造假,就会有这样的胆量不认错,同时,这些事件也暴露出我们的道德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在极“左”年代,政治高压下形成的道德有很多虚伪的成分,像打小报告、穿小鞋、互相批斗,都是不道德的;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道德体系被打破,这些行为减少了,但是新的道德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还在探索与彷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类似的事情也是必然的。

在转型期,道德体系不完善,是非观念模糊,一些人为了某些利益,愿意冒道德风险,不断地冲击社会道德底线,而社会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制约他们。通过社会道德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建立起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体系,整个社会都出来谴责,这种人和事就会失去市场。那时,如果这些人还不认错,还是沿着原来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就肯定会碰壁。而构建新道德,媒体需要更加积极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廖新波 行政更要讲道德,名人应起模范作用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当事人应该要向社会道歉,并交待清楚这样做的原因,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光辉”,反而可以挽救他们的公众形象。不道歉会对社会造成很多负面的影响,因为它变相鼓励了不道德行为。

在国外出现这种事情,肯定会要引咎辞职,比如韩国外长,他的女儿造假,他都要引咎辞职,可见国度不一样,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我们现在既不是一个公民社会,也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没有一套健全的道德法则和法律去约束个人的行为。所以,他们可以不顾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谴责,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虽然这只是个案,但是它们折射出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社会的道德诚信不够好,不管是公民的道德,还是行政道德都不完备,唐骏只是社会道德问题的冰山一角。很多政府官员并没有站在人民的利益上,为民办实事,而是假话、套话连篇,这也是行政道德问题。

现在中国的诚信度比较低,从食品、药品到文凭,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无处不在。媒体应该通过曝光这样的事件来唤醒人们的诚信意识,而名人更应该要起到模范作用。对于道德问题,我们既不要放大,也不要看小,道德诚信建设确实要成为我们着重关心的内容。

诚信问题的出现跟一些制度有关系,比如三聚氰胺并不是规定的添加剂,也不需要添加,但是企业为了通过奶制品蛋白含量检查,把它加进奶制品里面。这种情况,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对一些行政检查制度进行反思。

又如,用人单位对文凭过分看重,习惯于“先敬罗衣后敬人”,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学历教育和用人制度的反思。并不是获得了博士的头衔就一定办事能力强,很多人知行不一,很多人没有文凭也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在医院,有一些硕士、博士的能力还不如本科生,如果用人单位不看重文凭,那么学历造假现象就会减少。

因此,要构建一个诚信的社会,还需要从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信力建 计划体制摧毁诚信,重建道德体系需健全的市场经济

现在的中国人缺少信仰,所有的道德体系都与信仰有关。撒谎在基督教和佛教的信仰体系里面都是不允许的,在西方天主教国家,《圣经》里面摩西跟人类约定了十诫,其中之一就是不能说谎,在佛教里面也有“不打诳语”的戒律,但是在中国的道德体系里面,缺少这种信仰,并不会因为说谎而受到惩罚。

在美国,对上市公司有严格规定,如果公司披露的信息有欺骗公众的成分,他们就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西方国家的信用体系很完善,所以它们的银行、金融、信贷都很发达,这也是推动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我国,道德的监督还不够有力,所谓“吹牛是不需要纳税的”之类的言论很有市场。历史上,我们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在农耕社会,商品的交流很少,也就没有形成一种契约,构建一套诚信体系。而在西方国家,有重商主义传统,商业社会的诚信诉求非常高,契约意识很强,因此,诚信体系也相当完善。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建立商业社会,也必须要构建信用体系。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商会和行业组织,可以对不法行为进行谴责,诚信深深地植根于社会需求里面。比如,大家都是卖布的,有一个人卖假布,他就会影响到所有卖布的人,这种破坏行业的人会被驱逐出去,这种对诚信的需求,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别人。又如,如果你是一个诚信的人,别人就会贷款给你;而如果你不守信,别人就不会贷款给你,这也是与个人利益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过去我们只有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本身是摧毁诚信的,在这个体系里面,没有商品交换。因此,只有上下之间的关系,没有横向关系,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建立契约,也就不需要讲诚信问题,而这种不良的道德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

展江 不道歉是中国人精于计算,重建道德必须“上行下效”

当事人没出来向公众道歉,并不代表他们对揭露不关心,他们的压力肯定很大,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回应。东西方的伦理观念差别很大,如果在西方国家出现造假的事,肯定必须向公众道歉,或引咎辞职,但是在中国却未必。

在法治国家,道歉是一个传统,对公众撒谎,特别是撒大谎,是严重的道德败坏行为,在基督教伦理里面,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在我国,似乎正好相反,很多人认为不撒谎就办不成事,而道歉就意味着自己有错或有罪,防线就被攻破了,所以不能道歉。中国人很精于计算,如果他觉得道歉的风险比不道歉大,或者道歉的收益比不道歉小,他就不会道歉。

在西方社会,道德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层面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品质不好,人家就不会用你,诚信记录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还会和收入、工作挂钩。中国现在没有建立起这种制度,反而出现了逆向淘汰的局面,说谎的、吹牛的能够得志,诚实的人反而倒霉。

现在,整个国家的道德风气很不好,有些掌握公权力的人品德非常恶劣,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大众道德败坏是跟他们学的。唐骏这些人的行为需要谴责,但他们并不是社会上最可恶的人,任何一个被中纪委“双规”的贪官,都可能比他们更坏。我不是要替他们开脱,只是想说问题的根源并不出在他们身上,而是整个社会有病。道德的溃败,公权力要负主要责任,它们起着不良的示范作用。

要健全社会法制,首先要对官员进行监督,官员的行为端正了,整个社会的风气才会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纪委每年的报告都要讲到腐败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制不彰,另一方面确实是道德有问题。光靠道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法制和道德共同起作用才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它要求建立公序良俗,如果你违反它,就要用国家机器来惩罚你。

现在中国社会普遍缺少信仰,到最后都转向了信仰权贵和美色。社会风气败坏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论商场、官场,说真话的人不被重用,而溜须拍马的人,常常得到提拔,最后形成恶性循环、逆淘汰。

我们要守住社会道德的底线,如果底线没有了,这个社会就崩溃了,要重建社会道德体系,首先要对严重的道德败坏行为进行揭露,媒体的言论版可以倡导一些东西,比如多介绍一些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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